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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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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汉中地区位于秦巴山区西段,“群山环抱,汉江合流。内为平壤,外则险。周以崇山峻岭,倚天插戟,断崖裂岫,蛇退猿愁”[1](p17)。清代隶属于汉中府,领一州(宁羌)八县(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沔县、略阳),后又增设留坝、定远以及佛坪三厅。水系以汉水为主干,汉水北岸水系,自西徂东,有沮水、褒水、文水、水、溢水、水、酉水与金水河等,纵贯于秦岭褶皱地带,支流的流向,多沿褶皱山峰的轴向东西贯注,或自西东流,或自东西汇,与秦岭南坡顺斜自北南流的河流形成方格水型,褒水及水之间,此种现象最为明显;汉江南岸各河流,或流经水成岩地层,或贯穿于火成岩块,对于河流的流向亦有不同的影响,在火成岩区,水系分布多为树枝状,在水成岩区,常以其构造为转移, 没有方向可循, 流向较为紊乱。[2](p42～44)降水分布的区域性差异亦十分明显。汉江以北年降水量以褒河为界,其东由南向北递增,变幅在900毫米～1000毫米;其西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800毫米～1000毫米。汉江以南和嘉陵江流域,年降水量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700毫米～1700毫米。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量的季节变化明显。夏秋时期是雨季的集中暴发期,经常形成洪涝灾害。[3](p148～156,p103)这种水资源分布特点对汉中地区水利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从而使其成为我国著名的水利灌溉区。嘉庆朝的汉中知府严如曾言:“汉川周遭三百余里,渠田仅居其半,大渠三道,中渠十数道,小渠百余道,岁收稻常五六百万石,旱涝无所忧,古之有事中原者,常倚此为根本,屯数十万众,不事外求粮,其制渠之善,东南弗过也。[4](p2770)另一方面,降水多集中在7月～10月,且又因地形复杂,地势较高,常成为气旋徘徊停滞的区域,往往形成暴雨或者连阴雨,造成洪涝灾害,水利设施因而毁坏无定,要经常给予维修。城固县五门堰,“灌田四万八千余亩,然每当霪雨,必浩发,堤辄尽去,岁用柘施治,漂流如故”[5](p13)。洋县溢水、二郎等十二堰灌田六千余亩,但是“夏秋山水暴涨,每有冲决之患”,必须“随时修理,推沙筑石,视水之消长以时启闭,方可无患”。[6](p111～112)因此,汉中府的水利主要是灌溉与防洪问题,水利组织也多是灌溉与防洪并重。
关于汉中水利史研究学界已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利工程技术、时空分布、农田水利的兴衰等方面,其研究的重点在水利而非水利社会。例如,周魁一以山河堰为中心对水利工程技术的分析；耿占军、桑亚戈对水利时空分布特征的考察；彭雨新、张建民等围绕着山区开发与水利发展进行的研究。近年来,张建民的系列水利史论文曾提出水利经营中的官督民修、绅衿作用以及水利冲突等问题。但是,清代尤其是乾嘉以来,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影响。因此,结合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变进行考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很大的开拓空间。鉴于此,本文从社会生态史的视角,以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考察中心,利用量化统计的分析方法,围绕着几个典型水案,论证在自然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整合关系,揭示清代汉中地域社会的变迁过程,希冀有助于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亦对生态环境史建设或有推动之意义。
二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水利兴衰
汉中府的水利灌溉以山河、五门、杨填三堰最为著名,其中最早的山河堰可上溯到汉代,相传于汉相国萧何时开始修筑,曹参最后完成。南宋乾道年间杨降《重修山河堰记》曰:“首访境内浸溉之原,其大者无如汉相曹公山河堰。”[7](卷六十《水利四》,p4)后历经各代,汉中水利尽管时兴时废,但总体上不断趋于完善,据笔者对清代该地区水利修建工程的统计分析,在具体记载修建过程的52项次中,新开筑的仅为10项,占19.2%，80.8%为修复原有水利设施。这一数字表明,至迟于明代汉中地区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水利格局。
清乾嘉以降,大规模的南方移民迁入,这些“南人”或者“楚人”继承了善于垦殖水田的传统,利用汉中地区优越的水系网络,就“溪河两岸”“筑堤障水”“以资灌溉”。至嘉庆、道光时期,不少原来没有农田水利的地方,由于这些移民的迁入逐渐发展起来。例如,略阳县，“县境无水利可言,近如娘娘坝、金池院坝、接宫厅等处有水田者,皆因川楚人民来此开垦,引溪灌亩或数亩、十数亩”[7](卷六十《水利四》,p37)。留坝厅,“留坝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数十亩不等,町畦相连,土人因地呼名”[8](卷四《土地志·风俗》,p5)。西乡县,“国初久被贼扰,遗民不能完赋。康熙、雍正年间,设招徕馆。南人至邑者,承赋领地,南人善垦稻田, 故水利不及南郑、城固,而较胜于洋县”[9](卷八《民食》,p4)。因此,清代前期汉中地区的水利事业仍然获得进一步发展。
但是,与乾嘉以来移民的大规模开发相伴随的另一过程是,大量森林被毁,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山崩、泥石流、坍塌等山地灾害不断,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南山老林弥望,乾嘉以还,深山穷谷开凿靡遗,每逢暴雨,水挟沙石而下,漂没人畜田庐,平地俨成泽国。”[7](卷一九九《祥异》,p1)道光《石泉县志》称:“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流泛滥,沿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其常矣。”[10](卷一《地理志》,p2)道光十五年立石的《捐筑木马河堤碑》记,西乡县木马河,“曩时岸高河低,去城稍远,民不知有水患,近因林菁开垦,沙泥壅塞,水势亦漫衍无定,逼近城垣”[11](p266)。光绪二十九年立石的《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载有平利县坝河的变迁情况:“乾隆前,汝河口两岸石嘴造有铁锁(索)桥以济行人,名曰六郎桥……乾隆后,人烟日多,山地渐渐开垦,暴雨暴水,沙土将河填高, 石嘴湮没,六郎桥化为乌有。”[12](p341)水利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堰渠水利的灌溉效益受到严峻挑战。至道光时期,诸多堰渠水利的灌溉能力已严重萎缩。严如《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之乌龙江、水河各水,民循堰渠之规,田收灌溉之益,盖有利无害者。自数十年来,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 即雍塞渠口。”[9](p3)略阳县,“时值夏秋山涝, 往往冲淤,不能收灌溉之利也”[7](卷六十《水利四》
汉中地区位于秦巴山区西段,“群山环抱,汉江合流。内为平壤,外则险。周以崇山峻岭,倚天插戟,断崖裂岫,蛇退猿愁”[1](p17)。清代隶属于汉中府,领一州(宁羌)八县(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沔县、略阳),后又增设留坝、定远以及佛坪三厅。水系以汉水为主干,汉水北岸水系,自西徂东,有沮水、褒水、文水、水、溢水、水、酉水与金水河等,纵贯于秦岭褶皱地带,支流的流向,多沿褶皱山峰的轴向东西贯注,或自西东流,或自东西汇,与秦岭南坡顺斜自北南流的河流形成方格水型,褒水及水之间,此种现象最为明显;汉江南岸各河流,或流经水成岩地层,或贯穿于火成岩块,对于河流的流向亦有不同的影响,在火成岩区,水系分布多为树枝状,在水成岩区,常以其构造为转移, 没有方向可循, 流向较为紊乱。[2](p42～44)降水分布的区域性差异亦十分明显。汉江以北年降水量以褒河为界,其东由南向北递增,变幅在900毫米～1000毫米;其西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800毫米～1000毫米。汉江以南和嘉陵江流域,年降水量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700毫米～1700毫米。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量的季节变化明显。夏秋时期是雨季的集中暴发期,经常形成洪涝灾害。[3](p148～156,p103)这种水资源分布特点对汉中地区水利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从而使其成为我国著名的水利灌溉区。嘉庆朝的汉中知府严如曾言:“汉川周遭三百余里,渠田仅居其半,大渠三道,中渠十数道,小渠百余道,岁收稻常五六百万石,旱涝无所忧,古之有事中原者,常倚此为根本,屯数十万众,不事外求粮,其制渠之善,东南弗过也。[4](p2770)另一方面,降水多集中在7月～10月,且又因地形复杂,地势较高,常成为气旋徘徊停滞的区域,往往形成暴雨或者连阴雨,造成洪涝灾害,水利设施因而毁坏无定,要经常给予维修。城固县五门堰,“灌田四万八千余亩,然每当霪雨,必浩发,堤辄尽去,岁用柘施治,漂流如故”[5](p13)。洋县溢水、二郎等十二堰灌田六千余亩,但是“夏秋山水暴涨,每有冲决之患”,必须“随时修理,推沙筑石,视水之消长以时启闭,方可无患”。[6](p111～112)因此,汉中府的水利主要是灌溉与防洪问题,水利组织也多是灌溉与防洪并重。
关于汉中水利史研究学界已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利工程技术、时空分布、农田水利的兴衰等方面,其研究的重点在水利而非水利社会。例如,周魁一以山河堰为中心对水利工程技术的分析；耿占军、桑亚戈对水利时空分布特征的考察；彭雨新、张建民等围绕着山区开发与水利发展进行的研究。近年来,张建民的系列水利史论文曾提出水利经营中的官督民修、绅衿作用以及水利冲突等问题。但是,清代尤其是乾嘉以来,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影响。因此,结合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变进行考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很大的开拓空间。鉴于此,本文从社会生态史的视角,以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考察中心,利用量化统计的分析方法,围绕着几个典型水案,论证在自然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整合关系,揭示清代汉中地域社会的变迁过程,希冀有助于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亦对生态环境史建设或有推动之意义。
二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水利兴衰
汉中府的水利灌溉以山河、五门、杨填三堰最为著名,其中最早的山河堰可上溯到汉代,相传于汉相国萧何时开始修筑,曹参最后完成。南宋乾道年间杨降《重修山河堰记》曰:“首访境内浸溉之原,其大者无如汉相曹公山河堰。”[7](卷六十《水利四》,p4)后历经各代,汉中水利尽管时兴时废,但总体上不断趋于完善,据笔者对清代该地区水利修建工程的统计分析,在具体记载修建过程的52项次中,新开筑的仅为10项,占19.2%，80.8%为修复原有水利设施。这一数字表明,至迟于明代汉中地区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水利格局。
清乾嘉以降,大规模的南方移民迁入,这些“南人”或者“楚人”继承了善于垦殖水田的传统,利用汉中地区优越的水系网络,就“溪河两岸”“筑堤障水”“以资灌溉”。至嘉庆、道光时期,不少原来没有农田水利的地方,由于这些移民的迁入逐渐发展起来。例如,略阳县，“县境无水利可言,近如娘娘坝、金池院坝、接宫厅等处有水田者,皆因川楚人民来此开垦,引溪灌亩或数亩、十数亩”[7](卷六十《水利四》,p37)。留坝厅,“留坝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数十亩不等,町畦相连,土人因地呼名”[8](卷四《土地志·风俗》,p5)。西乡县,“国初久被贼扰,遗民不能完赋。康熙、雍正年间,设招徕馆。南人至邑者,承赋领地,南人善垦稻田, 故水利不及南郑、城固,而较胜于洋县”[9](卷八《民食》,p4)。因此,清代前期汉中地区的水利事业仍然获得进一步发展。
但是,与乾嘉以来移民的大规模开发相伴随的另一过程是,大量森林被毁,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山崩、泥石流、坍塌等山地灾害不断,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南山老林弥望,乾嘉以还,深山穷谷开凿靡遗,每逢暴雨,水挟沙石而下,漂没人畜田庐,平地俨成泽国。”[7](卷一九九《祥异》,p1)道光《石泉县志》称:“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流泛滥,沿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其常矣。”[10](卷一《地理志》,p2)道光十五年立石的《捐筑木马河堤碑》记,西乡县木马河,“曩时岸高河低,去城稍远,民不知有水患,近因林菁开垦,沙泥壅塞,水势亦漫衍无定,逼近城垣”[11](p266)。光绪二十九年立石的《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载有平利县坝河的变迁情况:“乾隆前,汝河口两岸石嘴造有铁锁(索)桥以济行人,名曰六郎桥……乾隆后,人烟日多,山地渐渐开垦,暴雨暴水,沙土将河填高, 石嘴湮没,六郎桥化为乌有。”[12](p341)水利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堰渠水利的灌溉效益受到严峻挑战。至道光时期,诸多堰渠水利的灌溉能力已严重萎缩。严如《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之乌龙江、水河各水,民循堰渠之规,田收灌溉之益,盖有利无害者。自数十年来,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 即雍塞渠口。”[9](p3)略阳县,“时值夏秋山涝, 往往冲淤,不能收灌溉之利也”[7](卷六十《水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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