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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翻译标准化的推动者"高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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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医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是我国近代西医教育和中西医学交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英国传教士医生高似兰在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编撰的《医学辞汇》是中国近代西医学最主要的医学工具书，在他的参与和推动下，成立了医学名词审查会，为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高似兰；医学名词；翻译；标准化；近代西医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进程中，作为与传统的中医学不同的医学体系，西医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成为医学教育以及中西医学交流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许多西医学的名词和术语是中医学里没有的，如大量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词汇，即使在中医学里可找到相应的名词术语，但它们在含义上却可能并不相同，例如中医里“肾”的概念与西医并不完全等同。另一方面，翻译者各自为阵，翻译既无规范，又缺乏沟通，造成了一病多名的混乱局面。为了解决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问题，传教士医生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高似兰（P.B.Cousland，1860～1930）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编撰的英汉《医学辞汇》是中国近代西医学最主要的医学工具书；在他的参与和推动下，成立了医学名词审查会，为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一、来华行医
高似兰出生于苏格兰的工业重镇格拉斯哥（Glasgow），父亲是建筑工程师。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后随母迁居爱丁堡，入乔治？沃森（George Watson）学院学习。由于父亲因染病而早夭，高似兰立志学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拯救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们，于是转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于188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
1883年，高似兰奉苏格兰长老会之命，来到中国广东省潮州教会医院布道行医。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国家殖民活动的扩大，热带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成为医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亚非各国的许多传教士医生都十分热心于搜集这方面的病例。1887年，高似兰在新创刊的《博医会报》（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Journal）上首次详细报道了在广东汕头地区中学生中流行一种疾病，患病者下肢皮肤发麻，麻木区肌肉发硬，伴有疼痛，继而在数日内出现肌肉无力，严重者难以站立及行走，有的学校因发病人数多而无法开课。高似兰认为此病即“干性脚气病”（beri-beri），推断该病的流行可能与拥挤和食物有关，并提出了预防措施 ， .虽然当时尚未发现维生素，不知道“干性脚气病”与维生素B1缺乏之间的关系，但高似兰已注意到“干性脚气病”的发生与特殊人群以及特殊食物存在着某种联系。
高似兰是最早在中国呼吁重视医学统计学工作的学者。西方国家从17世纪开始重视疾病与死亡的统计学研究，为了解疾病的流行状况、危害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世纪中期以后，由英国出版的《中国海关医报》（Chinese Custom‘s Medical Reports）上刊登有关于中国疾病的信息。高似兰注意到这些资料对临床医生了解疾病的流行情况十分重要，1896年他在《博医会报》介绍了《中国海关医报》上搜集的疾病信息，指出博医会的医生很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疾病状况。因此他提出每个医院都应当公布疾病表，至少每3～4年公布一次，并建议最好设立专门委员会，定期连续出版。提出不仅各种病例的数目重要，百分率更重要，它对流行病和传染病有更大的价值，可了解中国的发病率、疾病分布，以判断流行病的发病趋势 .在他的呼吁下，《博医会报》开设了“医院报道”专栏，为了解各地的疾病情况提供了参考。1891年高似兰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在伦敦举行的医学大会上介绍了中国麻风病流行和防治的概况。1892年，高似兰返回潮州教会医院，出任医院医务主管。1893年与在新加坡传教的女教士哈琳顿（Harrington）结婚，生有二子一女。
19世纪的开业西医大多属于“全科”医生，必须应付各科疾病的诊疗。作为当时西方最好医学院之一——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高才生，高似兰凭借其精湛的医疗技术赢得了众多的病人。从1888年的医疗报告中，可看到他繁忙的工作：年治疗病人5372人次，其中门诊病人3242人次，住院病人2130人次。手术863次，其中眼科手术488次。此外还为117人次拔牙。 在施医诊病的过程中，高似兰感到患病求治者多，少数医生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因此认识到西医教育的重要性。1888年他开始招收中国学生教授西医知识，是早期从事医学教育的传教士医生之一。他第一批共招收了7人，其中3位是在医院工作的助手，3位是普通学生，所有费用由他们的家庭负担，此外还有一位编外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他感到中国人学医用本国课本更宜领会，而当时所有的西医书籍为数很少，且内容简陋，不适合于西医教育，于是他着手编译医学书籍，开始了翻译医学书籍的生涯，后经教会允许专门致力于医学书籍的翻译事业，成为中国博医会编译部创始人之一。
二、名词工作
随着我国西医教育的发展和西医书籍翻译增多，医学名词翻译的统一问题日益引起医学界的关注。在中国博医会（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s）成立之前，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医学名词问题。从1847年德万（T. T. Devan）在《中国语启蒙》中收录英汉对照的解剖学、药物学和疾病名词，到1890年惠特尼（H. Whitney）出版《英汉解剖生理词汇》，已出版了10余种医学名词汇编，然而，由于作者都是各自为阵，名词的翻译也是五花八门，一个名词往往有多个译名。这种译名混乱的情况对西医的教学和传播极为不利。
高似兰是最早呼吁统一医学名词翻译的学者之一。1890年，在中国博医会第一届大会上，在他和嘉约翰（J. Kerr）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以嘉约翰为主任的名词委员会（ Terminology Committee），负责起草中文标准医学词汇，开始了医学名词统一的进程。高似兰因在医学名词翻译方面的出色工作，被任命为名词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开始了长达40年的医学名词翻译及其标准化的工作。然而，从1890至1900的十年间，博医会的名词委员会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因为在委员会成立不久，嘉约翰和另一位委员就因病去世，除高似兰外，其他几位委员不是离开了中国，就是健康不佳，或是对工作不甚关心，因此名词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几乎由高似兰一人承担。尽管如此，名词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894年出版了《疾病名词》，1898年出版了《眼科
关键词：高似兰；医学名词；翻译；标准化；近代西医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进程中，作为与传统的中医学不同的医学体系，西医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成为医学教育以及中西医学交流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许多西医学的名词和术语是中医学里没有的，如大量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词汇，即使在中医学里可找到相应的名词术语，但它们在含义上却可能并不相同，例如中医里“肾”的概念与西医并不完全等同。另一方面，翻译者各自为阵，翻译既无规范，又缺乏沟通，造成了一病多名的混乱局面。为了解决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问题，传教士医生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高似兰（P.B.Cousland，1860～1930）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编撰的英汉《医学辞汇》是中国近代西医学最主要的医学工具书；在他的参与和推动下，成立了医学名词审查会，为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一、来华行医
高似兰出生于苏格兰的工业重镇格拉斯哥（Glasgow），父亲是建筑工程师。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后随母迁居爱丁堡，入乔治？沃森（George Watson）学院学习。由于父亲因染病而早夭，高似兰立志学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拯救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们，于是转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于188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
1883年，高似兰奉苏格兰长老会之命，来到中国广东省潮州教会医院布道行医。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国家殖民活动的扩大，热带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成为医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亚非各国的许多传教士医生都十分热心于搜集这方面的病例。1887年，高似兰在新创刊的《博医会报》（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Journal）上首次详细报道了在广东汕头地区中学生中流行一种疾病，患病者下肢皮肤发麻，麻木区肌肉发硬，伴有疼痛，继而在数日内出现肌肉无力，严重者难以站立及行走，有的学校因发病人数多而无法开课。高似兰认为此病即“干性脚气病”（beri-beri），推断该病的流行可能与拥挤和食物有关，并提出了预防措施 ， .虽然当时尚未发现维生素，不知道“干性脚气病”与维生素B1缺乏之间的关系，但高似兰已注意到“干性脚气病”的发生与特殊人群以及特殊食物存在着某种联系。
高似兰是最早在中国呼吁重视医学统计学工作的学者。西方国家从17世纪开始重视疾病与死亡的统计学研究，为了解疾病的流行状况、危害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世纪中期以后，由英国出版的《中国海关医报》（Chinese Custom‘s Medical Reports）上刊登有关于中国疾病的信息。高似兰注意到这些资料对临床医生了解疾病的流行情况十分重要，1896年他在《博医会报》介绍了《中国海关医报》上搜集的疾病信息，指出博医会的医生很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疾病状况。因此他提出每个医院都应当公布疾病表，至少每3～4年公布一次，并建议最好设立专门委员会，定期连续出版。提出不仅各种病例的数目重要，百分率更重要，它对流行病和传染病有更大的价值，可了解中国的发病率、疾病分布，以判断流行病的发病趋势 .在他的呼吁下，《博医会报》开设了“医院报道”专栏，为了解各地的疾病情况提供了参考。1891年高似兰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在伦敦举行的医学大会上介绍了中国麻风病流行和防治的概况。1892年，高似兰返回潮州教会医院，出任医院医务主管。1893年与在新加坡传教的女教士哈琳顿（Harrington）结婚，生有二子一女。
19世纪的开业西医大多属于“全科”医生，必须应付各科疾病的诊疗。作为当时西方最好医学院之一——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高才生，高似兰凭借其精湛的医疗技术赢得了众多的病人。从1888年的医疗报告中，可看到他繁忙的工作：年治疗病人5372人次，其中门诊病人3242人次，住院病人2130人次。手术863次，其中眼科手术488次。此外还为117人次拔牙。 在施医诊病的过程中，高似兰感到患病求治者多，少数医生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因此认识到西医教育的重要性。1888年他开始招收中国学生教授西医知识，是早期从事医学教育的传教士医生之一。他第一批共招收了7人，其中3位是在医院工作的助手，3位是普通学生，所有费用由他们的家庭负担，此外还有一位编外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他感到中国人学医用本国课本更宜领会，而当时所有的西医书籍为数很少，且内容简陋，不适合于西医教育，于是他着手编译医学书籍，开始了翻译医学书籍的生涯，后经教会允许专门致力于医学书籍的翻译事业，成为中国博医会编译部创始人之一。
二、名词工作
随着我国西医教育的发展和西医书籍翻译增多，医学名词翻译的统一问题日益引起医学界的关注。在中国博医会（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s）成立之前，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医学名词问题。从1847年德万（T. T. Devan）在《中国语启蒙》中收录英汉对照的解剖学、药物学和疾病名词，到1890年惠特尼（H. Whitney）出版《英汉解剖生理词汇》，已出版了10余种医学名词汇编，然而，由于作者都是各自为阵，名词的翻译也是五花八门，一个名词往往有多个译名。这种译名混乱的情况对西医的教学和传播极为不利。
高似兰是最早呼吁统一医学名词翻译的学者之一。1890年，在中国博医会第一届大会上，在他和嘉约翰（J. Kerr）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以嘉约翰为主任的名词委员会（ Terminology Committee），负责起草中文标准医学词汇，开始了医学名词统一的进程。高似兰因在医学名词翻译方面的出色工作，被任命为名词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开始了长达40年的医学名词翻译及其标准化的工作。然而，从1890至1900的十年间，博医会的名词委员会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因为在委员会成立不久，嘉约翰和另一位委员就因病去世，除高似兰外，其他几位委员不是离开了中国，就是健康不佳，或是对工作不甚关心，因此名词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几乎由高似兰一人承担。尽管如此，名词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894年出版了《疾病名词》，1898年出版了《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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