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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社会资本、市场力量与学校变革的研究
仅是一种结果：在“商品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卖方和买方合作进行的生产过程。因此，“各所学校不是以质量来提供现成的商品，学校内涵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生产决定的。比如说学校名牌、学风、校风等，与其说是由教师或课程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共同生产的成果，是其成果的积累”。日本学者黑崎也认为：“只依靠择校制度，学校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择校理念并不是特效药，还需要有积极从事新型教育活动的教职员的热忱，要由家长对这种新型尝试的支持和理解，要由教育委员会对本地区公立学校意义的不懈追求，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择校理念才会作为学校改革的一种装置发挥功能，它只不过是学校改革的催化剂而已。”在此，所谓的教职员的热忱、信任与合作、家长的参与、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学校中成员之间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等都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
由于社会资本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许多学者都是从自己的研究目的或研究视角出发来对社会资本进行分类，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如有学者从资本的形式来划分，有的从社会资本的层次来划分，有的从社会资本的所有主体来划分，因此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作者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的社会资本、关系的社会资本和制度的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制度的社会资本（主要指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俗、规则、仪式、价值观、信仰或者学校文化、氛围、隐蔽课程等。关系的社会资本可分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主要包括信任、互惠、义务与期望、态度以及关系网络等。认知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语言、编码以及默会的知识等。社会资本有以下几种特征：公共物品性质、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生产型、无形性、层次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限于篇幅，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讨论关系的社会资本，即人与人之间具体的、带有“人格化”特征的关系以及“非人格化”的关系网络。
（一）社会资本：个人选择背后的隐蔽因素
效率和公平是学校变革中永恒的主题。将市场引入公共教育领域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打破学校的僵化体制，增加家长或学生的可选择性，以使它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看不见手”的作用，促进教育的公平。因此，“择校”似乎成为了许多国家教育政策制定者在推进本国学校变革的一剂“灵丹妙药”。市场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事实上，选择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行为，其判断依赖于一个人固有的信息及资源。资源是社会中一致确定的有价值的物品，而价值就是对这些物品作出的标准化判断。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些判断跟财富、地位及权力相对应。在林南(Linnan)看来，地位(status)获得可以理解为个体为了取得社会经济地位的回报而动员和投资资源的一个过程。而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依附在所占位置上的有价值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分成两类；即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体资源由个体所占有，个体能够自由地使用和处理它们而不会过多地考虑补偿；社会资源是个体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可以接触到的资源。在波普诺看来，地位指的是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某一确定的位置。地位可分为两种类型：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和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前者指的是某人所拥有的被指定的并且通常不能被改变的社会地位；后者则指的是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的地位。在谈到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因素时，大多指的是权力、声望、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种族、宗教信仰等，而这些因素又对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着重要影响。在教育研究中，许多问题如教育的公平或平等问题，就要涉及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其中的变量也应该包含社会关系网络。
在普特曼看来，市场介入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社会资本的魔力，仅仅依靠市场的魔力是不够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实施择校之后，虽然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权利或机会，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如何选择，对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不同社会关系的人来说，结果是不一样的。例如，学校提供了哪些课程？这些课程适合自己的子女吗？学校的质量或信誉如何？等等。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去获得某种信息，一个人的关系网比较多，而且接触各种不同的人，那么他获得的信息就多，其判断会更准确。
这里还涉及到网络的密度(density)和数量问题。各种社会网络之间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们的密度。所谓密度，指的是网络中个人关联的程度。密度的范围包括从非常松散的连接到非常紧密的连接，如果你的大多数朋友都彼此相识而不只是认识你，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紧密的连接，或者说是稠密；如果你的朋友彼此一般都不认识，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松散的连接。网络的数量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网络的多少，网络的数量、结构、大小等直接反映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家长与共同体的参与越多，就能形成更加稠密的网络，从而更有利于学生学业的提高与学校发展。对于家长而言，如果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高、数量多，无疑他在教育子女方面将会获得更多的经验，布迪尔、科尔曼等学者都已经提出，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广泛的父母的确能够为个体获得较好的教育、培训及技能知识证书创造更多的机会；对于共同体而言，如果具有很稠密的网络，整个共同体就能更容易形成一致的规范以及信任关系，从而更有利于社区所有孩子的成长；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他与父母、教师、共同体成员以及同学之间具有稠密的网络，在发展中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知识、经验和建议，这对人的成长无疑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同，在受教育水平、职业、声望、权力等方面表现出差异，其社会关系网的数量和密度是不一样的。林南把个体自我在一般的社会网络中所接触到的资源称为“接触的社会资本”，这个过程的基本假设是：人力资本（教育和经历）、初始地位（父母的或原先的职业地位）及个体自我的社会联系（如联系的密度）决定了个体自我通过这些关系所能接触到的资源（网络资源）的范围。例如，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通常拥有的是较为松散地连接起来的社会网络，由此推断他们拥有更多的关系社会资本。因为教育程度与职业类别的高低引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交网络，家长在所属的社交圈中彼此分享经验、交换讯息并且给予相似的教育程度容易凝聚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引导出家长对自身所采取
由于社会资本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许多学者都是从自己的研究目的或研究视角出发来对社会资本进行分类，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如有学者从资本的形式来划分，有的从社会资本的层次来划分，有的从社会资本的所有主体来划分，因此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作者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的社会资本、关系的社会资本和制度的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制度的社会资本（主要指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俗、规则、仪式、价值观、信仰或者学校文化、氛围、隐蔽课程等。关系的社会资本可分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主要包括信任、互惠、义务与期望、态度以及关系网络等。认知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语言、编码以及默会的知识等。社会资本有以下几种特征：公共物品性质、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生产型、无形性、层次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限于篇幅，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讨论关系的社会资本，即人与人之间具体的、带有“人格化”特征的关系以及“非人格化”的关系网络。
（一）社会资本：个人选择背后的隐蔽因素
效率和公平是学校变革中永恒的主题。将市场引入公共教育领域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打破学校的僵化体制，增加家长或学生的可选择性，以使它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看不见手”的作用，促进教育的公平。因此，“择校”似乎成为了许多国家教育政策制定者在推进本国学校变革的一剂“灵丹妙药”。市场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事实上，选择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行为，其判断依赖于一个人固有的信息及资源。资源是社会中一致确定的有价值的物品，而价值就是对这些物品作出的标准化判断。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些判断跟财富、地位及权力相对应。在林南(Linnan)看来，地位(status)获得可以理解为个体为了取得社会经济地位的回报而动员和投资资源的一个过程。而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依附在所占位置上的有价值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分成两类；即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体资源由个体所占有，个体能够自由地使用和处理它们而不会过多地考虑补偿；社会资源是个体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可以接触到的资源。在波普诺看来，地位指的是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某一确定的位置。地位可分为两种类型：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和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前者指的是某人所拥有的被指定的并且通常不能被改变的社会地位；后者则指的是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的地位。在谈到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因素时，大多指的是权力、声望、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种族、宗教信仰等，而这些因素又对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着重要影响。在教育研究中，许多问题如教育的公平或平等问题，就要涉及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其中的变量也应该包含社会关系网络。
在普特曼看来，市场介入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社会资本的魔力，仅仅依靠市场的魔力是不够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实施择校之后，虽然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权利或机会，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如何选择，对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不同社会关系的人来说，结果是不一样的。例如，学校提供了哪些课程？这些课程适合自己的子女吗？学校的质量或信誉如何？等等。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去获得某种信息，一个人的关系网比较多，而且接触各种不同的人，那么他获得的信息就多，其判断会更准确。
这里还涉及到网络的密度(density)和数量问题。各种社会网络之间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们的密度。所谓密度，指的是网络中个人关联的程度。密度的范围包括从非常松散的连接到非常紧密的连接，如果你的大多数朋友都彼此相识而不只是认识你，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紧密的连接，或者说是稠密；如果你的朋友彼此一般都不认识，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松散的连接。网络的数量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网络的多少，网络的数量、结构、大小等直接反映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家长与共同体的参与越多，就能形成更加稠密的网络，从而更有利于学生学业的提高与学校发展。对于家长而言，如果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高、数量多，无疑他在教育子女方面将会获得更多的经验，布迪尔、科尔曼等学者都已经提出，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广泛的父母的确能够为个体获得较好的教育、培训及技能知识证书创造更多的机会；对于共同体而言，如果具有很稠密的网络，整个共同体就能更容易形成一致的规范以及信任关系，从而更有利于社区所有孩子的成长；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他与父母、教师、共同体成员以及同学之间具有稠密的网络，在发展中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知识、经验和建议，这对人的成长无疑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同，在受教育水平、职业、声望、权力等方面表现出差异，其社会关系网的数量和密度是不一样的。林南把个体自我在一般的社会网络中所接触到的资源称为“接触的社会资本”，这个过程的基本假设是：人力资本（教育和经历）、初始地位（父母的或原先的职业地位）及个体自我的社会联系（如联系的密度）决定了个体自我通过这些关系所能接触到的资源（网络资源）的范围。例如，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通常拥有的是较为松散地连接起来的社会网络，由此推断他们拥有更多的关系社会资本。因为教育程度与职业类别的高低引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交网络，家长在所属的社交圈中彼此分享经验、交换讯息并且给予相似的教育程度容易凝聚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引导出家长对自身所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