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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社会资本、市场力量与学校变革的研究
事实，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市场观点认为，由于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学生或家长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像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一样，希望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革除学校这种公共部门的弊端。弗里德曼被看作是教育市场化的代言人。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我相信，若要对我国教育体制动大手术，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私有化之路，实现将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个人经营。否则，没有什么办法能摧毁或者至少极大地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而摧毁或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乃是根本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此外，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公立学校带来竞争，而只有竞争才能迫使公立学校按照顾客的意愿改革自身。”弗里德曼倡导的“学券制”或“凭单制”(voucher system)，对后来的学校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渚如“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民营教育公司”、“契约学校”(contract school)等等无不都是其内在逻辑的延伸。
然而“学券制”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人们的批判。人们的疑虑在于它有可能加大选择的不平等，从而更有利于富人。为了打破种族隔离，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磁石学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批评家怀疑，作为一种“择校”方式，磁石学校是否真的能起到调解种族冲突与社会阶层隔离的作用，因为在许多磁石学校，种族隔离的学科班级普遍存在，学生种族及肤色不同而产生的心理孤独感并未因就读于磁石学校而轻松。90年代以来兴起的特许学校，强调竞争是其核心价值，但大多数发起者承认，特许学校的教育实践和竞争行为受到了限制，作为接受公共投资的代理人，特许学校有义务保护学生、教师、家长的公民权，实质上是对被选举出来的官员负责。尽管近十年来美国通过教育分权、择校运动和公立学校私营化推行“教育市场化重建”，以给予消费者在教育市场中最大的选择机会，但这也只是使其中一部分人受益。
在英国，尽管具有开放入学的政策，家长具有大量择校机会的选择，但是学校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学校挑选那些“有能力”、“聪明”、“有较强动机和责任心”以及具有中产阶级或南亚背景的学生，他们由于具备提高考试成绩的潜能而被学校视为特殊的资本。因此，只要人们倾向于按照学术优异的单一尺度来评价学校，择校就不可能如其倡导者所言，会导致更加多样、灵活的办学形式，相反，它会加强基于学术考试成绩和社会阶级的现存分层机制。澳大利亚最近对此类证据的一项考察指出：“自相矛盾的是，市场加剧了基于阶级、人种和民族划分形成的学校之间的差距，但市场并不鼓励在形象、顾客、组织、课程或教学法方面存在多样性。”一项有关新西兰择校政策的研究显示：“除了强势家长和强势学校利用各自力量加强他们的优势，并因此增强了教育的不公正性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外，学校间的许多差异主要由家长和学校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在日本，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开始推行以扩大学校自主权、自由化和市场化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但教育的私事性对教育的公共性开始构成威胁，“特别是教育的私事化，社会上一般并没有认为它是危机。这是因为，它也是一个人们希望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性价值取向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那种不被人们察觉的、缓慢进行的价值和组织原理的改变，才是社会性的重大危机”。在我国，随着市场的介入，是否学校就提高了效率和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呢？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更是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教育不平等现象似乎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并由此导致全社会对于教育的一种“公正性抱怨”。
诚然，用市场精神改革传统的科层体制，促使学校之间进行竞争，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效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仅仅依赖市场是不够的，正如普特南所言：“择校的批评者认为选择可能会扩大既存的教育不平等，而支持者则认为，将学校教育置于‘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之下，会迫使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每一个人受教育的质量。然而，现在来评论哪一方是正确的还为时过早。我们有证据表明，如果择校要成功运作的话，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的魔力而不是市场的魔力。”总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似乎给予所有的人以同等的选择的机会；它使教育制度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似乎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益处。然而，就在“择校”、“多样化”这些看似华丽的辞藻背后，改革可能加重了社会不公正现象，扩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因为在看似平等的机会面前，由于儿童具有不同的家庭背景、身份文化、话语方式等，这种选择只能更有利于来自强势背景的儿童。从其他国家的改革趋势来看，人们不再一味单纯地强调市场的作用，开始寻找某种平衡的力量，如美国的“全方位服务学校”(full service school)、英国的“教育行动区计划”等等，换言之，人们开始在寻找“第三条道路”，在我们看来，创建学校的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三、创造、提升或重建社会资本：当今学校变革的“第三条道路”
一般来说，市场是买方（消费者、顾客）和卖方（生产者、贩卖者）之间进行的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场所、系统。但就“教育市场”而言，它与一般性的市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教育这种经营行为，并不仅仅是作为卖方的学校或教师单方面提供的服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认为教育服务是一种“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行为。他认为教育服务不能由学校单独来生产，它需要学生、他们的家长以及共同体的积极参与。他还认为，学生及他们的父母不仅是教育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中的教师及管理者也同样如此，并由此提出“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的概念。从传统的观点看来：“正是教师的资格代表着线形的、附加的生产功能的一部分。然而，更多的研究表明，在教学中取得进展并不是教师获得某种资格这样简单的事情，而是学校内部如何组织。因此，学校应该积极发展有效的‘团队生产’，以创造促使学生获得学业成就的良好环境。”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家长或学生的择校、学校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学生毕业时能得到某种学历资格等等，可以说是他们对教育这种商品所进行的交易，但这仅
然而“学券制”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人们的批判。人们的疑虑在于它有可能加大选择的不平等，从而更有利于富人。为了打破种族隔离，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磁石学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批评家怀疑，作为一种“择校”方式，磁石学校是否真的能起到调解种族冲突与社会阶层隔离的作用，因为在许多磁石学校，种族隔离的学科班级普遍存在，学生种族及肤色不同而产生的心理孤独感并未因就读于磁石学校而轻松。90年代以来兴起的特许学校，强调竞争是其核心价值，但大多数发起者承认，特许学校的教育实践和竞争行为受到了限制，作为接受公共投资的代理人，特许学校有义务保护学生、教师、家长的公民权，实质上是对被选举出来的官员负责。尽管近十年来美国通过教育分权、择校运动和公立学校私营化推行“教育市场化重建”，以给予消费者在教育市场中最大的选择机会，但这也只是使其中一部分人受益。
在英国，尽管具有开放入学的政策，家长具有大量择校机会的选择，但是学校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学校挑选那些“有能力”、“聪明”、“有较强动机和责任心”以及具有中产阶级或南亚背景的学生，他们由于具备提高考试成绩的潜能而被学校视为特殊的资本。因此，只要人们倾向于按照学术优异的单一尺度来评价学校，择校就不可能如其倡导者所言，会导致更加多样、灵活的办学形式，相反，它会加强基于学术考试成绩和社会阶级的现存分层机制。澳大利亚最近对此类证据的一项考察指出：“自相矛盾的是，市场加剧了基于阶级、人种和民族划分形成的学校之间的差距，但市场并不鼓励在形象、顾客、组织、课程或教学法方面存在多样性。”一项有关新西兰择校政策的研究显示：“除了强势家长和强势学校利用各自力量加强他们的优势，并因此增强了教育的不公正性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外，学校间的许多差异主要由家长和学校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在日本，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开始推行以扩大学校自主权、自由化和市场化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但教育的私事性对教育的公共性开始构成威胁，“特别是教育的私事化，社会上一般并没有认为它是危机。这是因为，它也是一个人们希望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性价值取向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那种不被人们察觉的、缓慢进行的价值和组织原理的改变，才是社会性的重大危机”。在我国，随着市场的介入，是否学校就提高了效率和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呢？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更是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教育不平等现象似乎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并由此导致全社会对于教育的一种“公正性抱怨”。
诚然，用市场精神改革传统的科层体制，促使学校之间进行竞争，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效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仅仅依赖市场是不够的，正如普特南所言：“择校的批评者认为选择可能会扩大既存的教育不平等，而支持者则认为，将学校教育置于‘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之下，会迫使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每一个人受教育的质量。然而，现在来评论哪一方是正确的还为时过早。我们有证据表明，如果择校要成功运作的话，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的魔力而不是市场的魔力。”总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似乎给予所有的人以同等的选择的机会；它使教育制度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似乎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益处。然而，就在“择校”、“多样化”这些看似华丽的辞藻背后，改革可能加重了社会不公正现象，扩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因为在看似平等的机会面前，由于儿童具有不同的家庭背景、身份文化、话语方式等，这种选择只能更有利于来自强势背景的儿童。从其他国家的改革趋势来看，人们不再一味单纯地强调市场的作用，开始寻找某种平衡的力量，如美国的“全方位服务学校”(full service school)、英国的“教育行动区计划”等等，换言之，人们开始在寻找“第三条道路”，在我们看来，创建学校的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三、创造、提升或重建社会资本：当今学校变革的“第三条道路”
一般来说，市场是买方（消费者、顾客）和卖方（生产者、贩卖者）之间进行的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场所、系统。但就“教育市场”而言，它与一般性的市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教育这种经营行为，并不仅仅是作为卖方的学校或教师单方面提供的服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认为教育服务是一种“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行为。他认为教育服务不能由学校单独来生产，它需要学生、他们的家长以及共同体的积极参与。他还认为，学生及他们的父母不仅是教育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中的教师及管理者也同样如此，并由此提出“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的概念。从传统的观点看来：“正是教师的资格代表着线形的、附加的生产功能的一部分。然而，更多的研究表明，在教学中取得进展并不是教师获得某种资格这样简单的事情，而是学校内部如何组织。因此，学校应该积极发展有效的‘团队生产’，以创造促使学生获得学业成就的良好环境。”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家长或学生的择校、学校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学生毕业时能得到某种学历资格等等，可以说是他们对教育这种商品所进行的交易，但这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