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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私立大学
供了方便条件。首先，国际组织、国际爱好和平的组织及文教组织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例如，早在20年代末，南开大学就已经争取到国际文化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经济支持。[17]抗战中及其胜利后，饱受战争磨难的私立大学得到了美国援华会、国际援华会、联合国救济总署等国际组织的经费、仪器设备、医疗、营养、衣物等形式的物质支持。其次，私立大学还得到了外国财团、资本家和国际友好人士的物质支持。如南开大学曾经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18]
此外，在先进中国人的奔走呼吁之下，20世纪20年代之后，从中国掠夺的庚子赔款又陆续返还于中国，主要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当然也包括私立高等教育事业。这期间，先后返还并用于文教事业的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与比国的庚子赔款，其中，美国的庚子赔款曾经多次补助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及焦作工学院等一批办学成绩优良的私立大学。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后，该会对经费十分拮据的私立大学给予了更多的补助。抗战以前，国内无论是国立、省立、私立高校大多得到英国庚子赔款的补助。法国庚子退款则主要资助了近代中国的一所私立大学，即坐落于北平的中法大学。
以上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客观上为国外办学资源流入国内创造了便利条件，这对扩大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有利的。
二、私立大学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私立大学动摇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
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专制制度下，政治与教育合而为一。所谓“文化”，即以“政”为“文”，以“教”化之，政治为“体”，教育为“用”，学校是教化的摇篮和牧场，是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然而，近代私立大学的出现与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状况。由于私立大学办学经费主要自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与公立大学相比，在抵制官方的政治控制上显得更为有力。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全国大学普遍实施训导制度，开设党义课，即使是在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西南联大（尽管南开大学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未改变西南联大的公立性质），也不能不在形式上恪守教育部的训令，以官方意识形态绳囿学生的思想。例如，抗战时期，教育部规定大学必须讲授共同必修课《三民主义》和《伦理学》，按照这一规定，联大延请著名的哲学教授讲授这两门课程，并设立“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19]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则可以保持一定的超然性。例如，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南开大学没有照搬“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和方针，而是巧妙地将“三民主义”的“救国”精神与本校的办学方针相融通。学校也没有积极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很长时间没有规定国民党党义作为本校的必修课。各种学生团体及其活动也不受国民党规定的限制。[20]再如，陈时主持武昌中华大学几十年，从不依附任何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学校始终保持着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超然地位。[21]与上述学校形成鲜明的对比，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之后，便失去了私立时期的独立特性。学校主要的领导人选须经教育部圈定，训导长还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审查合格才能聘任。学校特别重视“训育”，设立了训育委员会，负责督导全校的训育事项，早先的学生自治、学术自由的风气大为减弱。[22]复旦大学的事例从反面证明，在动摇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上，私立大学拥有独特的优势。
对于政治的超然，加上私立学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给予学生特殊的熏陶，由此，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毕业生对于社会事业有着较浓厚的兴趣，致力于社会事业者较多。以南开大学为例，毕业生在学术、技术、公务部门工作的较多，在政界服务的较少。[23]武昌中华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形，民国时期，武昌主要有武汉大学、华中大学、武昌中华大学。陈时常说：“武汉大学是拿国家的钱替国家培养人才，华中大学是用美国教会的钱替美国培养人才，中华大学是用中国社会的钱替中国社会培养人才。”[24]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在实现教育由传统的政治导向向现代的社会导向的过渡中，在实现社会由政教合一到政教两分的转化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对于促进中国传统的整体化、同质化社会的解体、推进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二）私立大学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
自秦汉以来迄于明清，中国发展出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形成了一个在行政意义上细密、强有力的帝国体系。在这一帝国体系中，君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凌驾一切；统驭一切，乃终及之权威。因此，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一自主社会领域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
首先，私立大学是私人文化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长与壮大，意味着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
其次，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团体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反之，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融资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私立大学对民族工商业的服务意识。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不少学校接受民族企业的委托，直接为之培养人才。此外，由民族资产阶级直接创办或支持创办的私立大学则主要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输送人才，与民族资本主义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这种现象在民族资本主义发达的江浙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就是直接为民族资产阶级培养人才的一个学校。学校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私营工厂企业中服务。由于学校办学认真，讲求实用，所培养的人才很受私营单位的欢迎。[25]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主要办学宗旨是为工商企业培养西式会计人才，该校十分注重在学生中树立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规范与道德人格，以“立信”命名并作为校训，号召学生确立信誉的观念，以信誉获得物质财富，并将所获得的财富用于社会公益事业。[26]学校为民族工商企业输送了大量的急需人才。另外，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海一地出现的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工学院、上
此外，在先进中国人的奔走呼吁之下，20世纪20年代之后，从中国掠夺的庚子赔款又陆续返还于中国，主要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当然也包括私立高等教育事业。这期间，先后返还并用于文教事业的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与比国的庚子赔款，其中，美国的庚子赔款曾经多次补助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及焦作工学院等一批办学成绩优良的私立大学。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后，该会对经费十分拮据的私立大学给予了更多的补助。抗战以前，国内无论是国立、省立、私立高校大多得到英国庚子赔款的补助。法国庚子退款则主要资助了近代中国的一所私立大学，即坐落于北平的中法大学。
以上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客观上为国外办学资源流入国内创造了便利条件，这对扩大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有利的。
二、私立大学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私立大学动摇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
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专制制度下，政治与教育合而为一。所谓“文化”，即以“政”为“文”，以“教”化之，政治为“体”，教育为“用”，学校是教化的摇篮和牧场，是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然而，近代私立大学的出现与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状况。由于私立大学办学经费主要自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与公立大学相比，在抵制官方的政治控制上显得更为有力。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全国大学普遍实施训导制度，开设党义课，即使是在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西南联大（尽管南开大学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未改变西南联大的公立性质），也不能不在形式上恪守教育部的训令，以官方意识形态绳囿学生的思想。例如，抗战时期，教育部规定大学必须讲授共同必修课《三民主义》和《伦理学》，按照这一规定，联大延请著名的哲学教授讲授这两门课程，并设立“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19]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则可以保持一定的超然性。例如，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南开大学没有照搬“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和方针，而是巧妙地将“三民主义”的“救国”精神与本校的办学方针相融通。学校也没有积极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很长时间没有规定国民党党义作为本校的必修课。各种学生团体及其活动也不受国民党规定的限制。[20]再如，陈时主持武昌中华大学几十年，从不依附任何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学校始终保持着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超然地位。[21]与上述学校形成鲜明的对比，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之后，便失去了私立时期的独立特性。学校主要的领导人选须经教育部圈定，训导长还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审查合格才能聘任。学校特别重视“训育”，设立了训育委员会，负责督导全校的训育事项，早先的学生自治、学术自由的风气大为减弱。[22]复旦大学的事例从反面证明，在动摇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上，私立大学拥有独特的优势。
对于政治的超然，加上私立学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给予学生特殊的熏陶，由此，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毕业生对于社会事业有着较浓厚的兴趣，致力于社会事业者较多。以南开大学为例，毕业生在学术、技术、公务部门工作的较多，在政界服务的较少。[23]武昌中华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形，民国时期，武昌主要有武汉大学、华中大学、武昌中华大学。陈时常说：“武汉大学是拿国家的钱替国家培养人才，华中大学是用美国教会的钱替美国培养人才，中华大学是用中国社会的钱替中国社会培养人才。”[24]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在实现教育由传统的政治导向向现代的社会导向的过渡中，在实现社会由政教合一到政教两分的转化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对于促进中国传统的整体化、同质化社会的解体、推进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二）私立大学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
自秦汉以来迄于明清，中国发展出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形成了一个在行政意义上细密、强有力的帝国体系。在这一帝国体系中，君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凌驾一切；统驭一切，乃终及之权威。因此，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一自主社会领域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
首先，私立大学是私人文化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长与壮大，意味着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
其次，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团体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反之，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融资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私立大学对民族工商业的服务意识。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不少学校接受民族企业的委托，直接为之培养人才。此外，由民族资产阶级直接创办或支持创办的私立大学则主要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输送人才，与民族资本主义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这种现象在民族资本主义发达的江浙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就是直接为民族资产阶级培养人才的一个学校。学校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私营工厂企业中服务。由于学校办学认真，讲求实用，所培养的人才很受私营单位的欢迎。[25]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主要办学宗旨是为工商企业培养西式会计人才，该校十分注重在学生中树立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规范与道德人格，以“立信”命名并作为校训，号召学生确立信誉的观念，以信誉获得物质财富，并将所获得的财富用于社会公益事业。[26]学校为民族工商企业输送了大量的急需人才。另外，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海一地出现的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工学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