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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私立大学
饭厅里可以听到鲁迅、林语堂的演讲；在草棚里可以听到胡适之、钱基博、吕思勉、蒋竹庄、吴梅、胡刚复、朱公谨、颜任光、廖茂如、潘光旦、章乃器、王造时、罗隆基、薛迪靖、金井羊、杨荫溥、安绍芸、何炳松等教授的讲学；在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张韵海和徐志摩在谈诗，李石岑在谈人生哲学。”[6]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发育，才会使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私立大学呈现出这样的奇观。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为私立大学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教育资源、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此外，市场经济还为个人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不断增加的选择余地，而这恰恰是私立大学成长的必要条件。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经济体制，在充分挖掘私人办学潜力和调动私人办学积极性上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三）自由与民主观念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作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思潮之一，为私立大学发展奠定了观念基础。
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已经把自由主义推行到学术与教育层面。在他的倡导之下，北京大学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他本人也成了“兼收并畜”、“学术自由”的象征。然而，即使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之中，自由仍然是有限制的。而在同时，在时人眼中，私立大学可以拥有更大的自由。人们指出：“国立学校的宗旨，随政府的政策而转移，无永久性，无宽大性，不能任意发展，”而“私立学校的创办，由自由意志结合，经费是自由集成的”，[7]因此，私立大学可以“实现一种特殊的教育理想，与现在流行的社会制度与陶冶思潮不甚相同的理想，”一种“更优良的新社会和更合理的新教育的理想。”[8]也正因为如此，1922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因感触于“国立大学易受政治影响及制度拘束，不易推行新式教育理想与方法”，于是集北京的名流成立了华北大学，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9]。在自由主义思潮涌动的近代中国，各党派、团体及个人往往通过开办私立大学，实现各具特色的教育主张和理想。
民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教育民主化观念，指的是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人民主权观念，指的是人民拥有无可剥夺的办学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上述两层观念极大地推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中，教育民主化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此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形成共识，教育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是共和制赖以生存的保证。由此，教育民主化的观念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领域的主流观念，也是私立大学带有共性的办学宗旨。
1935年10月出版的《广东国民大学十周年纪念册》中有人写道：中国要广罗学子，作育人才，”非藉添设许多私立学校以容纳之，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在国立大学不发达的近代中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十分有限，为此，“就要多办私立的学校去普及民众于弟的教育，使他们每人都能得到国民知识上与教育上的学问”，以便“作国家的后盾”。[10]广州知名的两所私立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正是本着上述办学宗旨创办起来的。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先进的中国人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主权在民，具有政治和教育双重含义。陈嘉庚曾经指出，他之所以倾尽家财，兴办私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识到欧美教育发达、国家富强的根源“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确信“国民对教育应负之责任不可专责之政府”；因而“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11]张謇开办南通系列学校并创办南通大学的动力之一在于他认为，“专制之世，社会与政治分，有政府而无社会；立宪后，社会与政府合，有社会乃有政府”。[12]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总结募集经费的经验时指出：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不论谁当政，都不会公然禁止办教育，培植人才”。一般的民族资本家，“认为捐资兴学是一个义举，是博得好名声的事，所以他们都是南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一般的军阀政客，“也往往慷慨解囊，或在其他方面给予援助”。[13]在创办与支持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社会力量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界的人士，这种参与的广泛程度足以显示社会对私人办学主权的尊重，正是这种人民主权的观念推进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四）开放的社会加速了私立大学发展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之下，被迫打开对外开放大门的。这一过程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然而，对外开放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却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社会的进化。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作为对外开放的结果，现代文明的载体，反过来又受惠于对外开放的社会。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之下，海外的物质资助在私立大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海外物质资助之一，是广大爱国华侨的资助。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私立大学，受惠于华侨者尤多。例如，著名的厦门大学就是由爱国华侨陈家庚创办起来的。1905年，第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开办后不久就因经费困难而陷于绝境，学校办学者以死殉校，南洋华侨深受感动，纷纷慷慨解囊，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14]另外，广东国民大学、复旦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海南大学的创办与发展中，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资助。
在近代中国，“外国人影响中国人甚至参与中国人生活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号称十里洋场的国际都市上海，外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更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
1907年，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了德文医学堂，培养中国施诊医生。 1912年，该校改名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
亨利，雷士德是英国人，在沪时间长达59年，生前立下遗嘱，将巨额遗产用于兴办上海的教育、科研、医疗和慈善事业，并主要为华人服务。1934年，雷士德工学院正式创立。
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有境外办学和中外联合办学11所，其中日本3所，德国1所，美国4所，法国2所，英国1所。[15]
焦作工学院是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该校与英国在华企业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
1909年，在河南地方政府的交涉与督促之下，该企业出资开办了旨在培养采矿和铁路事业人才的焦作路矿学堂，后改名焦作工学院。[16]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们可以较为自由的进行国际交往；出入于国内外，这为私立大学争取更多的海外物质支持提
此外，市场经济还为个人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不断增加的选择余地，而这恰恰是私立大学成长的必要条件。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经济体制，在充分挖掘私人办学潜力和调动私人办学积极性上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三）自由与民主观念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作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思潮之一，为私立大学发展奠定了观念基础。
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已经把自由主义推行到学术与教育层面。在他的倡导之下，北京大学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他本人也成了“兼收并畜”、“学术自由”的象征。然而，即使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之中，自由仍然是有限制的。而在同时，在时人眼中，私立大学可以拥有更大的自由。人们指出：“国立学校的宗旨，随政府的政策而转移，无永久性，无宽大性，不能任意发展，”而“私立学校的创办，由自由意志结合，经费是自由集成的”，[7]因此，私立大学可以“实现一种特殊的教育理想，与现在流行的社会制度与陶冶思潮不甚相同的理想，”一种“更优良的新社会和更合理的新教育的理想。”[8]也正因为如此，1922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因感触于“国立大学易受政治影响及制度拘束，不易推行新式教育理想与方法”，于是集北京的名流成立了华北大学，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9]。在自由主义思潮涌动的近代中国，各党派、团体及个人往往通过开办私立大学，实现各具特色的教育主张和理想。
民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教育民主化观念，指的是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人民主权观念，指的是人民拥有无可剥夺的办学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上述两层观念极大地推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中，教育民主化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此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形成共识，教育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是共和制赖以生存的保证。由此，教育民主化的观念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领域的主流观念，也是私立大学带有共性的办学宗旨。
1935年10月出版的《广东国民大学十周年纪念册》中有人写道：中国要广罗学子，作育人才，”非藉添设许多私立学校以容纳之，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在国立大学不发达的近代中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十分有限，为此，“就要多办私立的学校去普及民众于弟的教育，使他们每人都能得到国民知识上与教育上的学问”，以便“作国家的后盾”。[10]广州知名的两所私立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正是本着上述办学宗旨创办起来的。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先进的中国人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主权在民，具有政治和教育双重含义。陈嘉庚曾经指出，他之所以倾尽家财，兴办私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识到欧美教育发达、国家富强的根源“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确信“国民对教育应负之责任不可专责之政府”；因而“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11]张謇开办南通系列学校并创办南通大学的动力之一在于他认为，“专制之世，社会与政治分，有政府而无社会；立宪后，社会与政府合，有社会乃有政府”。[12]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总结募集经费的经验时指出：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不论谁当政，都不会公然禁止办教育，培植人才”。一般的民族资本家，“认为捐资兴学是一个义举，是博得好名声的事，所以他们都是南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一般的军阀政客，“也往往慷慨解囊，或在其他方面给予援助”。[13]在创办与支持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社会力量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界的人士，这种参与的广泛程度足以显示社会对私人办学主权的尊重，正是这种人民主权的观念推进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四）开放的社会加速了私立大学发展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之下，被迫打开对外开放大门的。这一过程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然而，对外开放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却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社会的进化。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作为对外开放的结果，现代文明的载体，反过来又受惠于对外开放的社会。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之下，海外的物质资助在私立大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海外物质资助之一，是广大爱国华侨的资助。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私立大学，受惠于华侨者尤多。例如，著名的厦门大学就是由爱国华侨陈家庚创办起来的。1905年，第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开办后不久就因经费困难而陷于绝境，学校办学者以死殉校，南洋华侨深受感动，纷纷慷慨解囊，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14]另外，广东国民大学、复旦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海南大学的创办与发展中，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资助。
在近代中国，“外国人影响中国人甚至参与中国人生活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号称十里洋场的国际都市上海，外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更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
1907年，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了德文医学堂，培养中国施诊医生。 1912年，该校改名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
亨利，雷士德是英国人，在沪时间长达59年，生前立下遗嘱，将巨额遗产用于兴办上海的教育、科研、医疗和慈善事业，并主要为华人服务。1934年，雷士德工学院正式创立。
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有境外办学和中外联合办学11所，其中日本3所，德国1所，美国4所，法国2所，英国1所。[15]
焦作工学院是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该校与英国在华企业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
1909年，在河南地方政府的交涉与督促之下，该企业出资开办了旨在培养采矿和铁路事业人才的焦作路矿学堂，后改名焦作工学院。[16]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们可以较为自由的进行国际交往；出入于国内外，这为私立大学争取更多的海外物质支持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