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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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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型为私立大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反之，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动摇了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关键词 私立大学 近代中国 社会转型
1840年至1949年，中国被迫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恰好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形成了因果互动关系。一方面，私立大学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发展起来的，社会转型为私立大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私立大学的发展机遇
（一）民主政体形式的建立为私立大学发展创造了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中华民主共和国，是为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表现，其为私立大学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国的建立，首先为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合理性。在民主社会，私立教育是人民行使教育主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人指出：私立教育“适合民主政体的目的与精神”，[1]“私立大学的命运与民本政治密切相关，……大抵民主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亦是私立大学最多而最有地位的国家。”[2]
其次，民主政体形式上的建立，也为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组织力量。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人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形式，纷纷组党、建党，这些党派往往竟相创办私立大学，以扩大影响，培养建国人才。据记载，民国初年，私立大学及具有大学性质的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创办者大都是在野的政党。
地方自治作为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之一，发端于晚清戊戌维新时期，20世纪上半叶得到继续发展。清末的咨议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参议会作为地方自治的组织机构，在私立大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福建学院（最早称福建法政学堂），就是福建省咨议局议员为发展地方高等教育、普及法政知识于1909年创办起来的。
地方自治中，地方军人集团得以发展，在私立大学发展中作用极大。珠海大学就是广东地方军事实力派陈济棠为了罗致和培植人才于1947年投资创办的。[3]南开大学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得到徐世昌、黎元洪、张学良等许多军阀和地方军事实力派的经济支持，天津籍的江苏督军李纯去世后，遗嘱以家产的四分之一捐出作为南开大学的永久基金，为南开大学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产。[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军阀（各省督军）为了建设地方，大力支持私立大学的创办与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发育为私立大学提供了生长空间
1840年之后，在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口岸城市之中，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初步的发展，从而造就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市民社会”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汉译，指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自主社会领域，它与市场经济是一对双生子，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基础。在近代中国的口岸城市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一大批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阶层开始出现，社会拥有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主活动的空间，个人在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时的选择余地不断的增加，这些构成市民社会的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的口岸城市中，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和阶层主要有两类：一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组建的私人工商业团体，二是由现代知识阶层组建的私人文化学术团体。两类团体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间接资助、而且直接创办了一批私立大学。
特别是在民族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私立大学得到了相对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资助。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因此，这里的私立大学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密切。以经营面粉、纺织起家的近代中国著名企业集团——荣氏企业对上海知名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都有资助。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近代中国著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主要靠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投资。
民族资产阶级直接出资创办的私立大学主要坐落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如南通学院、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工学院、江南大学等等。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私立大学具有如下共同特点：有较为完备的教学设施，聘请留学欧美的饱学之士担任教师，学生读书期间待遇很高，教学要求严格，毕业生质量较好。上述事实说明，只有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私立大学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得到较快发展。
近代中国，私人学术文化团体多半由口岸城市中最具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所组成。随着现代口岸城市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出现了包括医生、律师、学者、教师在内的一批自由职业者，20世纪上半叶，他们以专业的形式组建私人文化团体，并根据各自的理想，纷纷开办私立大学。这类学校有立达学社创办的上海知名的大同大学，“法学会”集资创办的著名的朝阳学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创立的乡村建设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建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华文化学会创办的中华文化学院，中国地政学会创办的建国法商学院等等。以上可见，私人文化团体，是近代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的自由流动十分普遍，自主活动的空间较为广阔，这就为私立大学延聘名师硕彦兼职任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大批大师级的兼职教授，为不少私立大学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是国家高级司法机关的所在地，法律专家学者云集于此，这就为朝阳学院聘请法学界的名流学者兼职任教带来了方便，在他们的指导和点拨之下，朝阳学院的毕业生受到了各级法院的欢迎与重用。“无朝不成院”流行一时。[5]在近代中国，上海是人才荟萃、群星璀璨的一个国际都市。创立于1924年的大夏大学正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一优势，聘请了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前来兼职任教，从而使大夏大学得享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美誉，成为上海知名的四所私立大学之一。同样利用这一优势，光华大学成了上海的又一知名私立大学。多少年之后，一位年逾八旬的光华校友为我们描绘了当年私立大学的一幅奇特的景象，“我们在简陋的
关键词 私立大学 近代中国 社会转型
1840年至1949年，中国被迫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恰好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形成了因果互动关系。一方面，私立大学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发展起来的，社会转型为私立大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私立大学的发展机遇
（一）民主政体形式的建立为私立大学发展创造了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中华民主共和国，是为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表现，其为私立大学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国的建立，首先为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合理性。在民主社会，私立教育是人民行使教育主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人指出：私立教育“适合民主政体的目的与精神”，[1]“私立大学的命运与民本政治密切相关，……大抵民主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亦是私立大学最多而最有地位的国家。”[2]
其次，民主政体形式上的建立，也为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组织力量。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人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形式，纷纷组党、建党，这些党派往往竟相创办私立大学，以扩大影响，培养建国人才。据记载，民国初年，私立大学及具有大学性质的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创办者大都是在野的政党。
地方自治作为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之一，发端于晚清戊戌维新时期，20世纪上半叶得到继续发展。清末的咨议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参议会作为地方自治的组织机构，在私立大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福建学院（最早称福建法政学堂），就是福建省咨议局议员为发展地方高等教育、普及法政知识于1909年创办起来的。
地方自治中，地方军人集团得以发展，在私立大学发展中作用极大。珠海大学就是广东地方军事实力派陈济棠为了罗致和培植人才于1947年投资创办的。[3]南开大学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得到徐世昌、黎元洪、张学良等许多军阀和地方军事实力派的经济支持，天津籍的江苏督军李纯去世后，遗嘱以家产的四分之一捐出作为南开大学的永久基金，为南开大学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产。[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军阀（各省督军）为了建设地方，大力支持私立大学的创办与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发育为私立大学提供了生长空间
1840年之后，在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口岸城市之中，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初步的发展，从而造就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市民社会”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汉译，指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自主社会领域，它与市场经济是一对双生子，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基础。在近代中国的口岸城市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一大批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阶层开始出现，社会拥有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主活动的空间，个人在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时的选择余地不断的增加，这些构成市民社会的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的口岸城市中，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和阶层主要有两类：一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组建的私人工商业团体，二是由现代知识阶层组建的私人文化学术团体。两类团体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间接资助、而且直接创办了一批私立大学。
特别是在民族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私立大学得到了相对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资助。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因此，这里的私立大学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密切。以经营面粉、纺织起家的近代中国著名企业集团——荣氏企业对上海知名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都有资助。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近代中国著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主要靠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投资。
民族资产阶级直接出资创办的私立大学主要坐落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如南通学院、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工学院、江南大学等等。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私立大学具有如下共同特点：有较为完备的教学设施，聘请留学欧美的饱学之士担任教师，学生读书期间待遇很高，教学要求严格，毕业生质量较好。上述事实说明，只有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私立大学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得到较快发展。
近代中国，私人学术文化团体多半由口岸城市中最具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所组成。随着现代口岸城市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出现了包括医生、律师、学者、教师在内的一批自由职业者，20世纪上半叶，他们以专业的形式组建私人文化团体，并根据各自的理想，纷纷开办私立大学。这类学校有立达学社创办的上海知名的大同大学，“法学会”集资创办的著名的朝阳学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创立的乡村建设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建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华文化学会创办的中华文化学院，中国地政学会创办的建国法商学院等等。以上可见，私人文化团体，是近代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的自由流动十分普遍，自主活动的空间较为广阔，这就为私立大学延聘名师硕彦兼职任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大批大师级的兼职教授，为不少私立大学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是国家高级司法机关的所在地，法律专家学者云集于此，这就为朝阳学院聘请法学界的名流学者兼职任教带来了方便，在他们的指导和点拨之下，朝阳学院的毕业生受到了各级法院的欢迎与重用。“无朝不成院”流行一时。[5]在近代中国，上海是人才荟萃、群星璀璨的一个国际都市。创立于1924年的大夏大学正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一优势，聘请了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前来兼职任教，从而使大夏大学得享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美誉，成为上海知名的四所私立大学之一。同样利用这一优势，光华大学成了上海的又一知名私立大学。多少年之后，一位年逾八旬的光华校友为我们描绘了当年私立大学的一幅奇特的景象，“我们在简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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