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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今高教发展基本形势与探讨
国际教育发展方向和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势
回顾20世纪后30年，国际社会出现了与教育相关的三次革命性变化，对于各国的教育发展和政策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组织倡导的终身学习理念。与原来一次性正规学历教育相比，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学习，而且贯穿于一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2年的《学会生存》和1996年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奠定了共识的基础。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过“全民教育”阶段，应推动“全民终身教育”。世界银行也对发展中国家终身学习实践进行了分析，不少国家纷纷制定终身学习有关的法律与政策。中国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正式确认了终身教育，现已成为教育宏观政策的一个重点。
第二次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新信息通讯技术革命(NICT)。数字化学习可能涉及人类知识结构的重组，大大拓展了学习的时间与空间，促使优质资源广泛共享，适应了现代社会结构从“科层制”向“扁平化”、“网格化”演变的需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因地制宜地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和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第三次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教育服务贸易，也就是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中的第五项。它使得某些教育不再是公共福利事业，成为可被购买甚至跨境交易的服务，这无疑改变了教育属性，也拓展了社会、个人支持和投资教育的渠道。中国签订了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对非义务教育领域的留学、合作办学和聘用国外教师等做出了承诺，准备在教育对外开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十年”，均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可持续发展及其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决策。近年来，中央政府积极提倡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预示着，21世纪初肇始的第四次革命性变化，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正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从长远说，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育始终关系着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局。200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300美元，2020年争取达到3000美元以上。届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一半左右，第二产业稳步略升，第三产业显著上升。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足，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说到底，还是要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劳动力，基本满足第一、二产业许多岗位的需要，但是第三产业和技术升级后的第二产业更多地需要高中阶段甚至高等教育的毕业生。
目前，中国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7.5亿个，而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加起来也只有4.3亿个。所以，中国面临的是全球最大的、最为持续的就业压力，而且，2004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41.8%，估计到2020年可能接近60%，同时，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直接影响着教育布局结构的变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艰难过程，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做基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对中长期教育事业提出了三大历史性任务，即“构建体系”、“培养人才”和“知识贡献”，其中，高等教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高校肩负着培养造就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按照世界银行分类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其中，中国初等教育入学率比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要好，但中等教育(初中加上高中)的毛入学率以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落后于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高中阶段以上教育供给能力来看，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比例水平，估计至少还需要30年左右。
从公民需求来看，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4年已达到3.2:1，不同阶层收入差距也十分显著。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高收入阶层对教育成本分担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往往比低收入阶层选择上学的余地多。家境贫寒、成绩很好的学生，如果没有支付学费的能力，而国家资助又不到位，就可能失去学习机会。政府必须对低收入阶层的成绩优秀学生给予足够的资助，将教育公平优先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需要依据国情逐渐推进。在保障公共教育权利方面，政府所要负的责任，既不是无边界的，也不能标准太低。
因此，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政府、学校包括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势必更加复杂，需要逐渐地理顺，这对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往往是衡量一国政府对公共教育事业支持能力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2001年，全世界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4.4%，高于上世纪90年代初4%的水平，其中，低收入国家大体在2.8%-3.5%，而高收入国家超过了5%。尽管1993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中国到2000年这一指标要达到4%，结果并没有实现，到了2003年也仅仅达到3.28%。其主要原因是，虽然中央本级财政做出很大努力，但是不少地方政府没能依法做到“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有些地方财政“蛋糕”做大以后，并没有切出更多的份额给教育事业。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中国公共财政体系还不健全，在公共教育投入方面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刚性，增幅很不稳定。与世界水平相比，政府增长教育经费还存在着较大空间；但是，社会教育投入已逐渐接近“天花板”，而且，有些地方严峻的问题还不完全是缺钱，制度性障碍导致了低效浪费现象，也成为制约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
当前，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回顾20世纪后30年，国际社会出现了与教育相关的三次革命性变化，对于各国的教育发展和政策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组织倡导的终身学习理念。与原来一次性正规学历教育相比，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学习，而且贯穿于一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2年的《学会生存》和1996年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奠定了共识的基础。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过“全民教育”阶段，应推动“全民终身教育”。世界银行也对发展中国家终身学习实践进行了分析，不少国家纷纷制定终身学习有关的法律与政策。中国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正式确认了终身教育，现已成为教育宏观政策的一个重点。
第二次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新信息通讯技术革命(NICT)。数字化学习可能涉及人类知识结构的重组，大大拓展了学习的时间与空间，促使优质资源广泛共享，适应了现代社会结构从“科层制”向“扁平化”、“网格化”演变的需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因地制宜地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和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第三次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教育服务贸易，也就是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中的第五项。它使得某些教育不再是公共福利事业，成为可被购买甚至跨境交易的服务，这无疑改变了教育属性，也拓展了社会、个人支持和投资教育的渠道。中国签订了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对非义务教育领域的留学、合作办学和聘用国外教师等做出了承诺，准备在教育对外开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十年”，均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可持续发展及其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决策。近年来，中央政府积极提倡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预示着，21世纪初肇始的第四次革命性变化，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正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从长远说，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育始终关系着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局。200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300美元，2020年争取达到3000美元以上。届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一半左右，第二产业稳步略升，第三产业显著上升。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足，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说到底，还是要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劳动力，基本满足第一、二产业许多岗位的需要，但是第三产业和技术升级后的第二产业更多地需要高中阶段甚至高等教育的毕业生。
目前，中国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7.5亿个，而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加起来也只有4.3亿个。所以，中国面临的是全球最大的、最为持续的就业压力，而且，2004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41.8%，估计到2020年可能接近60%，同时，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直接影响着教育布局结构的变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艰难过程，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做基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对中长期教育事业提出了三大历史性任务，即“构建体系”、“培养人才”和“知识贡献”，其中，高等教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高校肩负着培养造就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按照世界银行分类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其中，中国初等教育入学率比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要好，但中等教育(初中加上高中)的毛入学率以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落后于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高中阶段以上教育供给能力来看，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比例水平，估计至少还需要30年左右。
从公民需求来看，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4年已达到3.2:1，不同阶层收入差距也十分显著。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高收入阶层对教育成本分担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往往比低收入阶层选择上学的余地多。家境贫寒、成绩很好的学生，如果没有支付学费的能力，而国家资助又不到位，就可能失去学习机会。政府必须对低收入阶层的成绩优秀学生给予足够的资助，将教育公平优先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需要依据国情逐渐推进。在保障公共教育权利方面，政府所要负的责任，既不是无边界的，也不能标准太低。
因此，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政府、学校包括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势必更加复杂，需要逐渐地理顺，这对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往往是衡量一国政府对公共教育事业支持能力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2001年，全世界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4.4%，高于上世纪90年代初4%的水平，其中，低收入国家大体在2.8%-3.5%，而高收入国家超过了5%。尽管1993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中国到2000年这一指标要达到4%，结果并没有实现，到了2003年也仅仅达到3.28%。其主要原因是，虽然中央本级财政做出很大努力，但是不少地方政府没能依法做到“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有些地方财政“蛋糕”做大以后，并没有切出更多的份额给教育事业。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中国公共财政体系还不健全，在公共教育投入方面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刚性，增幅很不稳定。与世界水平相比，政府增长教育经费还存在着较大空间；但是，社会教育投入已逐渐接近“天花板”，而且，有些地方严峻的问题还不完全是缺钱，制度性障碍导致了低效浪费现象，也成为制约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
当前，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