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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雄》对现代情感的研究
,时而变成讨巧卖乖的卫兵;白天开吉普背电台在坦克土路上颠簸,夜里驾驶老式吉姆车闯入民宅去抓人。由于没有经验而闹出很多笑话,工作漏洞百出,于是四个人开了一个纠偏会,统一认识,明确规定对有不健康愿望的顾客要敢于说"不",使"好梦一日游"业务走上正轨。他们先是通过"爱情梦"帮助因为屡遭失恋、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人恢复了自信,继而又通过"受气梦"教育了大男子主义顾客,再利用大款想做"受苦梦"、明星想做"普通人"的梦幻嘲弄了那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上述事件所体现的"情感"都带有某种非情感成分的话,那么,接下来在帮助顾客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这四个人从开心与好玩甚至胡闹中,渐渐地重新投入并发现了自己的"真情"。到最后,为帮助身患癌症的无房夫妇做一个"团圆梦",他们竟将自己准备结婚的新房真情地贡献出来。于是,我们得以目睹情感如何起初变成非情感、而后又再生为后情感。后情感并非不要情感,而是消解后再生的、被再度包装供观赏的情感。冯小刚在精心打造当代市民后情感方面堪称行家里手,在电影界是比开创者王朔本人更到位、更有力和更权威的都市后情感主义诠释者。
如果说冯氏影片代表了后情感主义美学在近年都市影片中的最显著成功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张艺谋多年间曾是一位不太成功的后情感主义诠释者。他的《有话好好说》(1996)尝试以流行的小品式搞笑去传达被稀释的情感,《我的父亲母亲》(1997)构拟出一种精心包装的乡间生活纯情,《一个都不能少》(1998)则借助电视的神奇魔力去充满夸张地再造后情感的"公共领域",而《幸福时光》(2000)进一步以小品明星赵本山作主演而喜剧式地诠释后情感主义。张艺谋在这些努力没有给他带来冯小刚那样的票房业绩后,终于通过《英雄》证明了自己。围绕三男两女而发生的刺秦故事,颇有些类似于《甲方乙方》的三男一女模式及其后情感姿态,只是背景挪到了遥远的战国年代、"好梦一日游"变成了刺秦。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部影片里比包括冯小刚在内的其他任何中国导演都更卖力地标举和演绎视觉凸现性美学,体现了凭借中国视觉流及其后情感主义美学而一举征服国内外观众的勃勃雄心。结果,张艺谋不无道理地暂时赶上并越过冯小刚而成为后情感主义电影美学的新的成功者、当今后情感时代天下第一剑。可以说,《英雄》凭借其神奇的票房业绩而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醒目路标,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后情感主义美学被推演向一个登峰造极的绝境,蓦然回首间,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早已置身在后情感时代。
后情感时代与情感时代相比,本身不一定差也不一定好。因为两者都不过是文化语境为人们认识方便所设置或假设的知识型而已,不存在简单的是非曲直好坏问题。中国电影的情感时代当然只是相对而言的,大致指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主流及其背后赖以支撑的一套知识型,这种电影主流及其知识型要求影片真实地表现人的生活状况及其情感状况,体现一种情感主义。《小花》、《黄土地》、《芙蓉镇》、《人生》、《老井》、《良家妇女》、《野山》、《红高粱》、《孩子王》等影片无不遵循这种知识型,而观众也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带着这样的知识型去"看"的,从影片里"看"出了以为本来如此的真实情感。但从《甲方乙方》开始,一种纯粹为日常休闲娱乐而重新想象和包装的虚拟"情感"诞生了,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地成批生产和消费后情感主义。无论是姚远和周北雁等关于"好梦一日游"的想象还是板儿爷的将军梦,伴随的都是包装出来的虚拟情感;即便是最后"发动"的真情,也不过是被上述虚拟和包装过程所消解后的情感,即是后情感。张艺谋的《英雄》在精心打造的中国视觉流中几乎重复了《甲方乙方》的这些步骤,观众明明知道自己只是在"欣赏"被虚拟和包装的后情感,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因为,他们要的不是情感时代的真情,而只是附丽于视觉华美之上的合成的和构拟的情感。影片的视觉华美本身就是虚拟的、并且鼓鼓地凸显于它所讲述的剧情之上,又如何要求它所伴生的情感不带有这种后情感身份呢?当然,后情感主义电影在美学上也可见出高低成败得失。与《泰坦尼克号》空前成功地既打造眩目动人的视觉盛宴又呈现精心包装的煽情故事不同,《英雄》在前一方面大获成功,却在后一方面马失前蹄:连起码的恋爱剧情都没有编圆编活,又怎么谈得上煽情呢?
不妨从极简要的意义上,对情感主义与后情感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对比:
情感模式 情感主义 后情感主义
情感呈现 本真的情感 包装的情感
历史观 真实性 虚拟性
故事参照 生活实事 生活想象
制作目的 审美感染与文化启蒙 审美感染与日常娱乐
感觉取向 听觉引导 视觉引导
观影效果 动情与沉思 快乐与舒适
电影观 实际生活的明镜 幻想生活的魔镜
代表作 《人生》、《老井》 《甲方乙方》、《英雄》
这样的对比是粗略的,但如果多少有些道理,那么,我不禁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当着中国电影已步入后情感时代,中国社会是否也已经和正在呈现后情感社会的某些特点呢?电影不过是文化产业,但支撑这一产业的却是社会的消费群体――广大观众,因为电影是为他们的消费而生产的文化产业。从《甲方乙方》力创国产电影最高票房到《英雄》刷新国内外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新记录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清楚地看见电影观众对于后情感主义美学的认同轨迹,而这种轨迹正昭示着后情感社会已然来临的强有力信息。由此我想起了斯捷潘·梅斯特罗维奇在《后情感社会》中说的一段话:"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地操作的基础。"他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情感社会"(postemotional society)。这种"后情感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是全社会已经和正在导向"一种新的束缚形式,在现时代走向精心制作的情感。" 也就是说,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文化产业普遍地操纵了,"不仅认知性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且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 在后情感社会,后情感主义成了人们生活的一条基本原则。"后情感主义是一种情感操纵,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纵成为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抑性的快适伦理(ethic of Niceness)。" 快适伦理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凸现出后情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伦理状况。它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是虚拟和包装
如果说冯氏影片代表了后情感主义美学在近年都市影片中的最显著成功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张艺谋多年间曾是一位不太成功的后情感主义诠释者。他的《有话好好说》(1996)尝试以流行的小品式搞笑去传达被稀释的情感,《我的父亲母亲》(1997)构拟出一种精心包装的乡间生活纯情,《一个都不能少》(1998)则借助电视的神奇魔力去充满夸张地再造后情感的"公共领域",而《幸福时光》(2000)进一步以小品明星赵本山作主演而喜剧式地诠释后情感主义。张艺谋在这些努力没有给他带来冯小刚那样的票房业绩后,终于通过《英雄》证明了自己。围绕三男两女而发生的刺秦故事,颇有些类似于《甲方乙方》的三男一女模式及其后情感姿态,只是背景挪到了遥远的战国年代、"好梦一日游"变成了刺秦。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部影片里比包括冯小刚在内的其他任何中国导演都更卖力地标举和演绎视觉凸现性美学,体现了凭借中国视觉流及其后情感主义美学而一举征服国内外观众的勃勃雄心。结果,张艺谋不无道理地暂时赶上并越过冯小刚而成为后情感主义电影美学的新的成功者、当今后情感时代天下第一剑。可以说,《英雄》凭借其神奇的票房业绩而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醒目路标,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后情感主义美学被推演向一个登峰造极的绝境,蓦然回首间,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早已置身在后情感时代。
后情感时代与情感时代相比,本身不一定差也不一定好。因为两者都不过是文化语境为人们认识方便所设置或假设的知识型而已,不存在简单的是非曲直好坏问题。中国电影的情感时代当然只是相对而言的,大致指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主流及其背后赖以支撑的一套知识型,这种电影主流及其知识型要求影片真实地表现人的生活状况及其情感状况,体现一种情感主义。《小花》、《黄土地》、《芙蓉镇》、《人生》、《老井》、《良家妇女》、《野山》、《红高粱》、《孩子王》等影片无不遵循这种知识型,而观众也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带着这样的知识型去"看"的,从影片里"看"出了以为本来如此的真实情感。但从《甲方乙方》开始,一种纯粹为日常休闲娱乐而重新想象和包装的虚拟"情感"诞生了,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地成批生产和消费后情感主义。无论是姚远和周北雁等关于"好梦一日游"的想象还是板儿爷的将军梦,伴随的都是包装出来的虚拟情感;即便是最后"发动"的真情,也不过是被上述虚拟和包装过程所消解后的情感,即是后情感。张艺谋的《英雄》在精心打造的中国视觉流中几乎重复了《甲方乙方》的这些步骤,观众明明知道自己只是在"欣赏"被虚拟和包装的后情感,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因为,他们要的不是情感时代的真情,而只是附丽于视觉华美之上的合成的和构拟的情感。影片的视觉华美本身就是虚拟的、并且鼓鼓地凸显于它所讲述的剧情之上,又如何要求它所伴生的情感不带有这种后情感身份呢?当然,后情感主义电影在美学上也可见出高低成败得失。与《泰坦尼克号》空前成功地既打造眩目动人的视觉盛宴又呈现精心包装的煽情故事不同,《英雄》在前一方面大获成功,却在后一方面马失前蹄:连起码的恋爱剧情都没有编圆编活,又怎么谈得上煽情呢?
不妨从极简要的意义上,对情感主义与后情感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对比:
情感模式 情感主义 后情感主义
情感呈现 本真的情感 包装的情感
历史观 真实性 虚拟性
故事参照 生活实事 生活想象
制作目的 审美感染与文化启蒙 审美感染与日常娱乐
感觉取向 听觉引导 视觉引导
观影效果 动情与沉思 快乐与舒适
电影观 实际生活的明镜 幻想生活的魔镜
代表作 《人生》、《老井》 《甲方乙方》、《英雄》
这样的对比是粗略的,但如果多少有些道理,那么,我不禁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当着中国电影已步入后情感时代,中国社会是否也已经和正在呈现后情感社会的某些特点呢?电影不过是文化产业,但支撑这一产业的却是社会的消费群体――广大观众,因为电影是为他们的消费而生产的文化产业。从《甲方乙方》力创国产电影最高票房到《英雄》刷新国内外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新记录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清楚地看见电影观众对于后情感主义美学的认同轨迹,而这种轨迹正昭示着后情感社会已然来临的强有力信息。由此我想起了斯捷潘·梅斯特罗维奇在《后情感社会》中说的一段话:"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地操作的基础。"他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情感社会"(postemotional society)。这种"后情感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是全社会已经和正在导向"一种新的束缚形式,在现时代走向精心制作的情感。" 也就是说,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文化产业普遍地操纵了,"不仅认知性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且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 在后情感社会,后情感主义成了人们生活的一条基本原则。"后情感主义是一种情感操纵,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纵成为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抑性的快适伦理(ethic of Niceness)。" 快适伦理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凸现出后情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伦理状况。它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是虚拟和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