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与电影的对比研究

道理其实很简单，小说有小说的思维，电影是电影的思维；小说用加法，电影只能用减法。前者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后者则是一种视觉的艺术。“电影既然不再以语言为唯一的和基本的元素，它也就必然要抛弃掉那些只有语言才能描述的特殊的内容：借喻、梦境、回忆、概念性的意识等，而代之以电影所能提供的无穷尽的空间变化、具体现实的摄影形象以及蒙太奇和剪辑的原理”。4电影美学家布鲁斯东的这番话现在看来依然适用于小说与电影的划分。但是很遗憾，在小说《手机》中，我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那里面的结构与电影基本一致，人物的对话也与电影里的对白相差无几。当然，因为是小说，它毕竟又比电影或电影的剧本字数多些，但这些多出来的字数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视觉图像的说明、解释和衔接。小说倒是在最后加了一章“严朱氏”，回过头来交待了一番若干年前传个口信如何费劲，严朱氏如何阴差阳错成了严守一他奶，这是与电影唯一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地方。但是很显然，这是为了制造一种与电影不一样的效果专门加上去的章节。因为正是在这一章中，我看到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东西，那些破绽我想可以做出如下解释：本来，没有这一章也是可以的，但那样的话就太像电影或电影剧本了。为了使它不太像电影剧本，就必须加上一点内容，而加这点内容时，前面那些细节大概已被作者忘到脑后了。 

　　如此说来，这个小说是由电影（剧本）改编而成的？是的，确实如此。起初，作者还闪烁其辞，我也有点疑疑惑惑，后来看到新浪网上的访谈，刘震云自己揭开了这个秘密：《手机》“是先有电影剧本，再有小说。……现在有一个理论，先有电影剧本再有小说的话，小说会成为电影剧本的附庸，这证明以前这些作家对这件事情做得不是特好。”5 言外之意似乎是说自己的小说不会出现那种毛病。这样，我们就需要先看看这个电影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再看看作者说得有没有道理。从作者与导演披露的信息中获悉，这个电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拍这部电影，他们同时想到了“手机”，又共同分析了以“手机”缀连故事的各种可能性，最后在其中的三种中确定了一种。进入剧本写作阶段之后，俩人又继续合作（刘说：“电影剧本里面体现了许多冯老师的智慧。”“真正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冯导演起的作用比我大得多。冯导演起的作用是90%，我起的作用是10%。”冯说：“刘老师的话和文字是我们拍戏的纲领性的文件”6），最终弄出了剧本也弄出了电影。 

　　为什么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呢？因为这是解读小说《手机》的一把钥匙。由于所有的设计一开始都是围绕着电影展开的，又被“冯氏贺岁片”的框子罩着，所以这里面涌动着的是电影化的视觉思维，考虑的是商业卖点，渗透着的是“冯氏贺岁片”基本特征：平民化、生活化却常常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刘震云后来要把电影改成小说，他其实已无法把它还原成真正的小说。这是因为第一，电影的片头要打出“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手机》改编”的字样（本来是先有了剧本后有了小说，却必须这么“拧巴”着，这种“欺诈”行为让人深思），这意味着作者已不可能有大的动作；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已被视觉思维塑造过，已被“冯氏贺岁片”抚摸过，作者已不可能摆脱电影思维而进入真正的小说思维。于是，我们只是看到作者在小说里耍的那点小聪明（比如把严守一的老家从河南改到了山西，增加了短短的一章内容），却无法看到他对小说深度模式的启动——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寻与灵魂的拷问。严守一最终依然被钉在了平面化的十字架上，成了这部通俗化电影的殉葬品。 

　　所以要我说，小说《手机》实际上是一本与电影互动，看准了市场，抓住了商业卖点的通俗畅销书（据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它的总发行量达22万本）。相信任何一个有点小说阅读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它思想容量的贫乏与文学意味的寡淡。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些评论家云集的“《手机》作品研讨会”上，这本小说却被吹得天花乱坠。有人说：“我觉得《手机》的出版，在2004年或者200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标志着一个伟大的作家重新回到人民中间。”还有人说：“我惊叹于小说的结构上的安排，结构有三部分，第一章是吕桂花、第二部分是伍月等等，第三章是严朱氏，我觉得是山形结构，是凸起，这个安排不是没有用意，标志着刘震云的思考，不是《一地鸡毛》的纯现实，而是把现实纳入历史中，从纵向观察，历史是渐渐淡出的现实，现实是隆起。所以，《手机》的结构是山形结构。”7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话听了让人满身起鸡皮疙瘩。 

　　阿多诺说：“对小说的叙述者来说更为困难的情况是，正如摄影使绘画丧失了许多在传统上属于它们的表现对象一样，报告文学以及文化工业的媒介（特别是电影）也使小说丧失了许多在传统上属于它们的表现对象。”8 现在看来，阿多诺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在《手机》中，我们看到小说不仅没有因为电影而丧失它的表现对象，而且电影还成了它的表现对象。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布鲁斯东当年那本《从小说到电影》中的命题恐怕已经失效，现在更为迫切的事情是，搞电影的研究人员应该赶快申请一个“从电影到小说”的课题。这个课题非常前沿，如果再能把刘震云先生请到这个课题组来，那就简直是如虎添翼，没准儿以后还能拿个大奖。 

　　说过刘震云的《手机》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冯小刚的《手机》。我曾经把冯小刚的贺岁片概括为“城市游荡者的人物设计，京味对白、调侃幽默的话语风格，喜剧或在喜剧中加进些许苦涩的思维套路，讲述‘小户人家的爱情故事’的言情模式，让‘二老’（老干部与老百姓）满意的制作方案。”其成功的秘方主要在于影片中的欲望设计与当代城市大众的欲望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9以往的冯氏贺岁片里王朔的味道比较浓，结果影片里表面上是调侃政治，实际上却又与主流意识形态眉来眼去、暗送秋波。那种不温不火的张力最终赢得了“二老”的欢心。可以说，正是冯小刚以电影的手段消灭或软化了王朔那种“动物凶猛”式的调侃之后，才成全了冯小刚的贺岁片，冯小刚也才成了王朔的合法继承人。然而，到了《手机》，我们看到冯小刚那种鸟枪换炮的冲动已呼之欲出，他在一定程度抛弃了“一点正经没有”的王朔（确实，这杆“鸟枪”已经用得太久了，已无法对大众形成极大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