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上一篇文章：浅谈最新《六韬》的管理思想
- ·下一篇文章：浅析管理活动的实质所在
实证浅析集体行动的困境
进行消费，你不付出成本也可得到同样的消费，这表明正外部性的存在。“公用地”过度使用，我要得到最大利益，你也要满足最大利益，于是资源耗竭——负外部性出现了。为了降低外部性，使收益与成本对称，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引入市场交易的办法就无法避免了，比如对公用水资源使用者实行收费等。以交通堵塞现象为例，假如人们以某种形式为使用道路付费的话，情况会有所改善的可能性。这种货币价格将导致较少的行驶——一些人合伙使用汽车，另一些人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一些人也许在家里使用与工作单位连续的计算机终端远距离工作而根本不用到办公室。行驶的减少将减少塞车，因而维持了继续行驶者的时间价值。由于“第一，在道路上行驶的货币价格太低；第二，司机用于交通的时间的价值必须用于配合旅行的需求量”［15］，因而交通阻塞大量存在。又以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为例，在现行的管理安排中，大都是采取由政府征收排污费的办法来解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的存在和职能就是为了解决外部性的，但是，这一命题的逆命题却不成立，即不是所有的外部性问题都只能由政府来解决。［16］在原有制度安排下，企业虽然是排污和治污的主体，但却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污染排放标准，就没有激励再进一步治理污染、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而2001年9月开始的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制”首先在山西太原市26家企业试点，首开了国内排污权交易之先河。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企业取得了排污权交易的利益，就有了积极参与污染治理和排污权交易的巨大激励，从而达到治理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第三，沟通协调，自主治理。无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公共政策的执行，都少不了协商机制和契约机制。没有协调就无法达成公共事务管理的契约，也就无法形成公共管理的秩序安排。同时，有了契约和规则，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就建构了公共组织，就可以开展“多中心治道”(polycentric governance)和进行集体公共选择。以湘南C村为例，该村属山区，灌溉由雨水积累的山塘提供，干旱时节每年都要发生因水问题的冲突甚至械斗(如同电影《老井》影像)。因为存在“搭便车”的情形——不付出劳动享受收益，有的村民把别人田地里的水灌溉到自己田地，有的成天霸占灌溉水，直至最后有的村民干脆把山塘的水还未到枯水季节就把它放干了。于是，为了避免集体行动的混乱和无序，提高集体收益，村民自发地召开了灌溉水管理大会，选举了“灌溉管理委员会”，形成委托——代理机制，“管委会”(代理人)薪酬由村民支付(按人头每年每人2元)。在“管委会”的安排下，每人每亩灌溉2小时，并对违规者进行惩戒——罚款50元并取消灌溉时间2小时。在这次大会上，还对村里其它公共事务进行了安排，形成了“乡规民约”。村民的沟通机制和契约安排，铸成了村民的自主治理，有效克服了因“不合作”所导致的非良性外部成本的增加。 更多论文资料尽在www.fw789.com
第四，理性激励，合理监督。如何要求集体中的行动个体去为集体作贡献呢?如何促使集体中分散的个体形成“组织合力”从而发挥“1+1＞2”的组合效应呢?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使行动个体所在的集团具有越来越强的相容性，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必须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为此，奥尔森教授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同时，“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17］。选择性激励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为集团利益的增加作出贡献的个人，除了使他能获得正常的集体利益的一个份额之外，再给他一种额外的收益，如奖金、红利或荣誉；而惩罚就是制订出一套使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一旦某个成员违背，就对之进行罚款、通报批评或开除乃至法办等。［18］比如，对清洁型企业实行减免税，对污染型企业课以惩罚税；对遵纪守法企业给予奖励和荣誉，对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施以重罚乃至重刑；对生产积极分子给予表彰，对窝工、怠工的职员给予罚款乃至开除，劳动绩效与个体利益挂钩，实行按劳分配等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以公共池塘资源模型为例建构了长期持久灌溉制度的设计原则，其中“分级制裁”与奥尔森之“选择性激励”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认为，“制度激励”(institutional incentives)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必要条件，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需的。其目的是“(1)防止那些想破坏规则的人；(2)使准自愿遵从者确信其他人也遵从”［19］。 参考文献：
[1] 赵汀阳.博弈问题的哲学分析［J］.读书，2003，(2)：77.
[2] ［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65.48.
[3]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in Science,Dec.,1968,Vol.168.1244.
[4]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
[5] Mancur Olson.“Forewood”in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s[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转引自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
[6]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1.
[7] 参见CCTV-1今日说法.涟水河上的黑势力[EB/OL]，2002-05-09.又及http//www.cctv.com,2002-05-09.
[8] 参见黄广明.遇真宫大火拷问武当山［N］.南方周末，2003-01-29(6).
[9] [美]丹尼斯·卡尔顿，杰费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 (上册)(黄亚钧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69.
[10] 参考施锡铨.市场经济若干现象的博弈分析[J].新华文摘，2000，(5)：43.
[11] 参见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98-299.
[12]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3.
[13]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58.
[14] 周方银.国际问
第三，沟通协调，自主治理。无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公共政策的执行，都少不了协商机制和契约机制。没有协调就无法达成公共事务管理的契约，也就无法形成公共管理的秩序安排。同时，有了契约和规则，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就建构了公共组织，就可以开展“多中心治道”(polycentric governance)和进行集体公共选择。以湘南C村为例，该村属山区，灌溉由雨水积累的山塘提供，干旱时节每年都要发生因水问题的冲突甚至械斗(如同电影《老井》影像)。因为存在“搭便车”的情形——不付出劳动享受收益，有的村民把别人田地里的水灌溉到自己田地，有的成天霸占灌溉水，直至最后有的村民干脆把山塘的水还未到枯水季节就把它放干了。于是，为了避免集体行动的混乱和无序，提高集体收益，村民自发地召开了灌溉水管理大会，选举了“灌溉管理委员会”，形成委托——代理机制，“管委会”(代理人)薪酬由村民支付(按人头每年每人2元)。在“管委会”的安排下，每人每亩灌溉2小时，并对违规者进行惩戒——罚款50元并取消灌溉时间2小时。在这次大会上，还对村里其它公共事务进行了安排，形成了“乡规民约”。村民的沟通机制和契约安排，铸成了村民的自主治理，有效克服了因“不合作”所导致的非良性外部成本的增加。 更多论文资料尽在www.fw789.com
第四，理性激励，合理监督。如何要求集体中的行动个体去为集体作贡献呢?如何促使集体中分散的个体形成“组织合力”从而发挥“1+1＞2”的组合效应呢?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使行动个体所在的集团具有越来越强的相容性，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必须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为此，奥尔森教授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同时，“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17］。选择性激励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为集团利益的增加作出贡献的个人，除了使他能获得正常的集体利益的一个份额之外，再给他一种额外的收益，如奖金、红利或荣誉；而惩罚就是制订出一套使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一旦某个成员违背，就对之进行罚款、通报批评或开除乃至法办等。［18］比如，对清洁型企业实行减免税，对污染型企业课以惩罚税；对遵纪守法企业给予奖励和荣誉，对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施以重罚乃至重刑；对生产积极分子给予表彰，对窝工、怠工的职员给予罚款乃至开除，劳动绩效与个体利益挂钩，实行按劳分配等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以公共池塘资源模型为例建构了长期持久灌溉制度的设计原则，其中“分级制裁”与奥尔森之“选择性激励”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认为，“制度激励”(institutional incentives)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必要条件，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需的。其目的是“(1)防止那些想破坏规则的人；(2)使准自愿遵从者确信其他人也遵从”［19］。 参考文献：
[1] 赵汀阳.博弈问题的哲学分析［J］.读书，2003，(2)：77.
[2] ［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65.48.
[3]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in Science,Dec.,1968,Vol.168.1244.
[4]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
[5] Mancur Olson.“Forewood”in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s[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转引自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
[6]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1.
[7] 参见CCTV-1今日说法.涟水河上的黑势力[EB/OL]，2002-05-09.又及http//www.cctv.com,2002-05-09.
[8] 参见黄广明.遇真宫大火拷问武当山［N］.南方周末，2003-01-29(6).
[9] [美]丹尼斯·卡尔顿，杰费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 (上册)(黄亚钧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69.
[10] 参考施锡铨.市场经济若干现象的博弈分析[J].新华文摘，2000，(5)：43.
[11] 参见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98-299.
[12]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3.
[13]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58.
[14] 周方银.国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