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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管子》的辨证最新管理观
法解》中又写到：“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勤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法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这表明已经认识到了赏罚这一管理手段在维护社会价值观念上的重要作用。《管子》还认识到在管理活动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因为刑罚本可以使人产生畏惧而退却不前，但是过于严厉的刑罚却容易使人铤而走险。因此，必须赏罚结合，赏罚有度。《管子》赏罚并举的思想是其法制与心术并行的管理思想的具体化，是针对一般人性进行管理的有效方式。
4、管理者应善于选人、用人，达到无为而治。管理者应该怎样选人呢？《管子·形势解》中是这样回答的，“多士者，多长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也就是说要辨证地看待人和事，要善于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任其所长，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员组合的优化。同时，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管子·形势解》中有这样的论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而使之更切实际。其思想的核心就是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才智，充分发挥下属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行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
《管子》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为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时官吏也要依法行政，取得政绩，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管子·版法》）。
5、君主应维护社会伦理结构，顺应天意。《管子·牧民》写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客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君主要象君主的样子，臣下要象臣下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各种社会角色都要有自己的伦理要求，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但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待的，二者之间不仅有纵向的等级关系，而且有横向的情感关系。也就是，不失其位才能不失其节，上下和睦政令才能通行。现代社会虽已没有君臣关系，但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各自遵守自己的角色关系，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作者认为“礼”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礼来源于法，是从属于法的，也就是“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因此还要维护正常的社会道德和礼仪，君主或者说管理者既要以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带动他人，又要在正己而不能正人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他人，使之遵守既定的道德规范，从而维护社会社会伦理结构和政令通畅、社会稳定。《管子》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辨证的管理思想，比之儒家的“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的思想和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纯粹的以德服人的统治方式应该说是更胜一筹的，也是更有实际效果的。
6、管理者应把握好“度”。“度”是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管子》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充分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管子·权修》篇中有这样的叙述：“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里，作者充分认识到了把握“度”在矛盾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实际已经认识到了失去“度”将会使事物发展由量变转向质变，这是完全符合现代辨证法思想的。
7、君主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管子》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上与下之间力量的转换、冲突对政治统治的影响，因此在《权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行。”在《牧民》篇中又有这样的阐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虽然，虽然我们看到《管子》的“重民”、“富民”、“安民”思想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的这一主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地位。在《管子·形势解》中作者写到：“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可见，管子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转换对政治统治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认识到对被统治者施以一定的“仁政”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统治。在这里，《管子》实现了法家“严苛”精神与儒家“仁爱”精神的统一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的相辅相成。
8、管理者既要维持稳定，又要不断变革。《管子》认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做到既不迷信古代，也不只是停留在今天，而是随着时代和习俗的变化，在维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和管理方法，也就是《管子·正世》篇中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鲜明的法家的观点，主张在稳定适合当时社会状况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一定要依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政治变革。这一思想的辨证性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变革与稳定两个矛盾的方面均有其合理性，而且还更深刻地看到了变与不变两个方面的联系。这也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理论来源。当然，这一思想的出发点还是为维护封建君主制服务的，这使这一思想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彻底性，这是我们现代管理所应当摈弃的。
9、管理者要法、术、势并用。正如上文所论述到的，《管子》非常重视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写到的“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样也重视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写到的“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以及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体现。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其实质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环境在人治之下的统一。
《管子》的这些思想不仅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而且初步揭示了所论的管理方法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法与术的相辅相成。法是基础
4、管理者应善于选人、用人，达到无为而治。管理者应该怎样选人呢？《管子·形势解》中是这样回答的，“多士者，多长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也就是说要辨证地看待人和事，要善于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任其所长，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员组合的优化。同时，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管子·形势解》中有这样的论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而使之更切实际。其思想的核心就是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才智，充分发挥下属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行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
《管子》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为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时官吏也要依法行政，取得政绩，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管子·版法》）。
5、君主应维护社会伦理结构，顺应天意。《管子·牧民》写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客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君主要象君主的样子，臣下要象臣下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各种社会角色都要有自己的伦理要求，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但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待的，二者之间不仅有纵向的等级关系，而且有横向的情感关系。也就是，不失其位才能不失其节，上下和睦政令才能通行。现代社会虽已没有君臣关系，但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各自遵守自己的角色关系，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作者认为“礼”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礼来源于法，是从属于法的，也就是“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因此还要维护正常的社会道德和礼仪，君主或者说管理者既要以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带动他人，又要在正己而不能正人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他人，使之遵守既定的道德规范，从而维护社会社会伦理结构和政令通畅、社会稳定。《管子》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辨证的管理思想，比之儒家的“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的思想和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纯粹的以德服人的统治方式应该说是更胜一筹的，也是更有实际效果的。
6、管理者应把握好“度”。“度”是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管子》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充分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管子·权修》篇中有这样的叙述：“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里，作者充分认识到了把握“度”在矛盾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实际已经认识到了失去“度”将会使事物发展由量变转向质变，这是完全符合现代辨证法思想的。
7、君主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管子》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上与下之间力量的转换、冲突对政治统治的影响，因此在《权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行。”在《牧民》篇中又有这样的阐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虽然，虽然我们看到《管子》的“重民”、“富民”、“安民”思想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的这一主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地位。在《管子·形势解》中作者写到：“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可见，管子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转换对政治统治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认识到对被统治者施以一定的“仁政”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统治。在这里，《管子》实现了法家“严苛”精神与儒家“仁爱”精神的统一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的相辅相成。
8、管理者既要维持稳定，又要不断变革。《管子》认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做到既不迷信古代，也不只是停留在今天，而是随着时代和习俗的变化，在维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和管理方法，也就是《管子·正世》篇中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鲜明的法家的观点，主张在稳定适合当时社会状况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一定要依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政治变革。这一思想的辨证性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变革与稳定两个矛盾的方面均有其合理性，而且还更深刻地看到了变与不变两个方面的联系。这也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理论来源。当然，这一思想的出发点还是为维护封建君主制服务的，这使这一思想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彻底性，这是我们现代管理所应当摈弃的。
9、管理者要法、术、势并用。正如上文所论述到的，《管子》非常重视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写到的“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样也重视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写到的“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以及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体现。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其实质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环境在人治之下的统一。
《管子》的这些思想不仅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而且初步揭示了所论的管理方法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法与术的相辅相成。法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