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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论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儒学之概要，以及历来许多学者对中庸首章——主要对“未发之中”一语的不理解。并由此探讨学者修身、淑世、正己、安人之方。旁及儒教和中外各有关宗教之比较，特别着重于儒教和基督教之贯通。进而研究儒教在历史上以及现在与未来之作用和今日学者应自勉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未发之中 慎独 致良知 儒教 基督教
《中庸》首章以寥寥一百零九字尽括大道之秘——原理、方法、本体、效用均详举无遗。不独为儒家之至高宝籍，即古今中外其他宗教哲学文章中亦无有其比。明乎《中庸》首章，则道之本源精要以至万理万事皆可综摄，而于学者身心中体认之。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者是也。
中庸之极则，亦即儒家学问人伦之极则，为“致中和”。中即内圣，和即外王。不但古今学者之所学，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宇宙之演进，历史之运动，大众之早作晏息，欣喜忧戚，变怪万状者，其事皆求致中和而功夫有离合、偏正、精粗、深浅而已。“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不过众人“行矣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所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罢了。
一、《中庸》首章概说
《中庸》首章文字可分为三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语为第一段，确定道的基本性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为第二段，这一段承前段的基本性质而决定修为方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为第三段，此段因前二段中道的基本性质和学者的修为方法，而显示将会达到的终极效用。
“道”是天定而非人为的。因为道是“性”运行的途径，而性是天所命的。人所能为的“教”，则是修明人事，使之合于天定的道而已。性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真理，是上帝的独生子。古今一切学问、一切宗教、人们的一切作为、一切事业，从历史的长期来看，其价值都要看与道是否相合，相合的程度如何，以至或与道截然相背等等而定。与道相合的是永恒的事物，如儒教和基督教。各种科学在其起作用的局部领域也是如此。历代贤能人物的作为，各国各朝代所创建的良好制度，因其在相当的程度上与道相合，都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起推进作用。众人之所以能生存，也因为道之中有“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的部分，能不背乎此，亦足以安其生，乐其业。并且他们的知识、感情汇合起来，还能成为大智（所谓“黎民合而观之则智”）。这种“智”是诚实的政治家所应遵循服从的。这也正是现代民主多数理论的基础。
但凡存在之物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缺陷，这是存在（或说“被造”）之物的普遍性质。所以从逻辑上说，宇宙间并没有绝对尽善尽美的事物。即如儒学和基督教这种伟大的可以延续到永远的宗教或学问，虽经圣人立教，贤哲相承不断改进，但因存在之物和至善之境，只能是双曲线和渐进线的关系，永远还有发展改善的余地。另一方面，绝对的恶也是没有的，所以“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使事上帝”。即使在极其困厄的环境和黑暗的时代，自达者观之，也还有获得光明的契机。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一语，每为庸常所不理解。如司马迁所说的“盗拓日杀不辜，肝人之肉，而其徒颂义无穷”。“世之多行不义而老死黄馘者不可胜数”。怎见得道不可须臾离呢？这可从几个层次来说明。从浅处说，譬如一辆构造上有某些不合理（离道）的汽车，常常也可以载运人、货到达目的地，收取相当的运费，而不一定翻车。但从一个良好的工程师来看，这是不可容忍的，其毛病在所必除。从大处说，一个人行某些不义，也许可侥幸过关，若社会上个个如此，必使社会倒退，绝大多数人受损。从深处说，道是至清洁，至可乐，贵重无比之物。如有点污秽，那就如沙之在目，楔之在耳，断不能须臾容忍。所以为了防止私意恶念在不睹不闻的疏忽中潜注于心田，必须用其戒慎恐惧之功以扫除之，洗濯之，而不可有一息之懈。若待他人知道才改过来，那就近于“小人革面”而非君子自谦之学了。所以还在你心里独知的阶段，就要毫不遗漏地慎重克治。“慎独”二字是学者用功之精要，断不可忽略。从事既久，习已成性，就可收内圣外王之效，而有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功。
二、后来儒者在“未发之中”这一问题上遇到困难
虽然《中庸》首章着重地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但对于“中”这样的成为“天下之大本”的重要问题，因其深奥而难于认识，也就“仲尼死而微言绝”，后儒论述很少。宋以前的儒家，完全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中庸》朱注解释“大本”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这说得很好。因为“中”即“天下之大本”，由此再推论一步，就可得出“中”就是天命之性的本体这个重要结论来。可惜朱子并没有这样作。而在次章解释和“未发之中”的“中”同义的“中庸”和“时中”二处中字时，又只作一种行为方法看，反而引起后人认为“中庸”是折中主义的误解。（请参阅最后的附志。）
在此以前，朱子的老师李侗先生叫学者“看未发之前气象”。但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这个气象如何看法，不易理解。宋儒中还有个别人说过“不可谓未发之中人人同有”的话，也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这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说不出来。有点象佛家讲佛性的情况“不可说，不可说”。“哑子吃苦瓜，有苦说不得”。
通常以为，既然喜怒哀乐还未发，那就人人都一个样。“未发之中”似乎是自明的。圣贤豪杰与庸常众人之不同，只能在言行功业上区别。若没有言行功业可见，圣贤和庸众之间也只能划等号。
这种逻辑忽视了一个原理，就是体用一致的原理。有其体才有其用，体不同用也不同。真金不怕火，枯草则很怕火。其所以有“用”上怕火和不怕火的不同，正因为它们的“体”各不相同。假使未发之中人人都一个样，或者说人人都有未发之中，也就应该人人都能做到已发之和，那这个世界早就应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那就不待圣贤的谆谆训诫，学者的辛苦修为，忠臣、义士、节夫、烈妇做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来挽回天地正气了。
古时告子以知觉运动等作用为性。孟子驳他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因为人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善性，即使没有知觉运动如婴儿熟睡之时，此性原在，而与牛犬之性有别。人与牛犬性体不同，所以其用亦大异。人能逐步发展成有人伦、教化、政治、经济许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社会，而牛犬则不能。
但凡人虽皆有此性，却有隐晦驳杂或清明纯一种种品级的不同。孟子举出：“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三种级别。学者随其资质的不同，各自用其生安、学利、困勉的不同工夫，均可自复其“性”自至其“中”。“及其成功一也”。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因为“未发之中”潜具于自性之内，努力寻求就得到，否则得不到。
“未发之中”是潜在的最高境界，人人都有其端倪，所以“人皆可为尧舜”。基督教说人人都有得救进天堂的可能。但却不是人人当下完全具备的。三、为中庸首章添几个承上接下的字
中庸首章骤然读之，好像从“天命之谓性”到“君子慎其独也”为一段；后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到“万物育焉”又为一段。二者在文气上若不相关联的样子。所以可能被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和前面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慎独工夫没有关系，而是“自在”的另一事。其实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能“中”，正是由于前段的修为已臻成熟的结果。所以我窃在上下文之间为其添上“夫然后”三字，这样全文就成为下面的样子：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夫然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原来对每个人来说，未发之中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现成的事物。它和道家的结圣胎，佛家的见佛性，基督教的“基督复活在你心中”相当。必须修学积善——向着性的本体回归，久而后达到。它不能凭空言得到。
譬如铁矿石虽有可以冶炼出钢的性质，但矿石并不是钢，它必须经过冶炼，火候既足而后成。佛道之清修苦炼固不必说。基督教虽说救恩是白白赐给的，但耶稣说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看见了，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的一切换这块地。”可见要尽一切的努力，才能取得这宝贝。
人是一种存在之物，尽管它是宇宙间存在之物的最高级者，但也远非至善。虽自天降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过恶仍然存在。《圣经》新约说：“人若不承认自己有罪便是说谎的。”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君子有终身之忧”，以孔子之圣，还在忧虑自己有大过。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吾忧也已”。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而隐微的心术是善恶发端之处。所以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学者修身，应在心术隐微之处用慎独的功夫。及其用功既久，心术尽正，“习与性成，圣贤同归”，这才有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既立，体备而用全，乃可言发而皆中节之和，以竟中和位育之全功。
我曾怀疑佛、道之因果报应之说。若从外面迹象追寻，则因果链复杂万端，难以究诘。但从前述的“中、和”论点观察，则很简单。人每生一恶念行一恶事，则其心便离“中”而偏走一分。积之不已，心便偏到极处。于是发用之时，也就失了“和”而乖谬到极处。虽无仇家怨主之追索，也会因“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逭”自我灭亡。反之若生一善念，行一善事，其功效就反转过来，终于积善而有余庆。
四、自周汉到宋明儒学的变迁
儒教的起源应从周公算起，周公制礼以经邦治国和处理人伦日用的一切事情。而孔子的无上贡献是他看到了至高的生命真理“仁”，并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贯通起来。于是儒教的基础完全奠定。仁深奥而难言，故孔子以可见的礼释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而礼以仁为灵魂，舍仁则礼便成为糟粕，故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在春秋战国时代，能深喻孔子之旨的，大概只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数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孔子以前的状态。只以可见的礼乐文章为教，即使说到仁也只是某种行为而已。作为生命真理的仁又归于隐晦。汉初时鲁儒仍在习礼，大概也只是钟鼓玉帛之类周公的遗产。汉代儒者训古经书注重礼乐典章制度之类，而不及于性命之理。使儒学成为一些琐碎残缺的东西，不能满足高明一流人士的要求。所以魏晋清谈，隋唐佛老，儒学失去其领袖一切学术教化的地位。
唐朝韩文公愈是一位不出世的人物，他著《原道》完全以大学为本。当时人们还不特别重视孟子，他独指出“孟氏，醇乎醇者也。”他“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自此以后儒学才稍稍振起。但韩文公是因文见道的，并不专于论道。而且在那个众醉独醒的时代，也难望藉他一人之力就能使儒学大明。到了宋代程朱诸大儒出，儒学才大大振兴。朱子气魄大、志向坚、工夫勤、寿命长，其一生对儒学的贡献尤为不朽，令人钦敬不已。
自汉儒至宋儒，儒学由驳杂归于简约。自宋至明，这一趋势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