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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侦查中方言的运用分析
摘要：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几千年来相对封闭落后的流通、交往，使得各个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带有当地特点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方言，就是其中最显著、最直接的一个标志性特点。《现代汉语词典》对方言的解释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粤方言、吴方言等。
关键词：侦查；方言；以声寻人；以言用人
Abstract: Our country is vast in territory, the large population,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 relative seal backward circulation, the contact, caused each different region to form had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manners and customs and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The dialect, is most remarkable, a most direct symbolic characteristic.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o the dialect explanation is: In one language has the difference with the standard language, only in local use words, like Guangdong dialect, Wu dialect and so on.
key word: Detection; Dialect; Looks for missing persons by the sound; By word personnel
前言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提倡、推广使用普通话，但是由于历史延袭、文化教育、自然习惯等原因，人们在非正式场合的交谈和日常生活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大量使用着方言。而且这种使用方言的习惯仍将会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对方言的研究，本来似乎应当是语言学家的事情，但笔者认为，作为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一切行使侦查权的部门，有必要对方言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予以重视。通过对方言加以了解，充分认识到方言的独特性，才能在我们的侦查工作中加以很好的运用。把方言这一自然的、无意识的语言交流工具，变为自觉的、有意识的侦查方法，使它为“我”所用、为侦查所用，就一定能化被动为主动，就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如虎添翼”的效果。下面笔者一点粗浅的研究与运用作个阐述，算是抛砖引玉，供同仁共同探讨。
一、听声辨人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带有强烈地区性特点的方言，因为历史、文化的因素而世代相传。可以说，当一个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一定生活在当地的方言中。很多人即使因教育等原因而能够使用普通话交流，也往往因为听惯了、说惯了方言，也还会不自觉的在其所说普通话时稍带出方言的尾音，暴露出其原来所说方言的发声特点，从而让人“猜测”出他或她的“来历”。
例如，同样用普通话说“我是公司销售员”，北京人或东北人虽然其语言最接近普通话，但仍然有所区别，他们通常会将“我是”和“销售”两字念得极快，将前字的声母和后字的韵母直拼，也即“儿化音”的类似读法，前一字的发音吃掉后一字发音的一半，产生“吃字”现象，或有口音重点的会将“员”儿化，念成“员儿”；而上海、江苏和浙江部分地区吴语系说同样的话时，会因其普通话不够标准而说得听上去是“我似（si）公司销嗽员”；福建、广东等闽、粤语系人说时也会因同样原因说成“我系公稀销嗅员啦”等等。所以，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交往中往往初次见面，在相互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听了对方几句话后，就在内心推测对方是哪里人氏了。
正如人们所评价的，某人一口“港式普通话”或“上海普通话”，例如港台影视明星们的港台腔，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刘仪伟的“川味普通话”等。
二、以声寻人
基于有了对方言的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我们要求自己，决不能因为我们的语言问题而使应当“在”的人变“不在”，使应当能够找到的人成为“找不着”。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认为，首先，侦查人员无论是外出调查取证，还是追捕人犯，在未找到、接触到“本人”之前，不应以其自身的方言示人，除在北京等地外，也不宜以普通话出面。即便是被问话之人可能并不一定就会与要找的人有何联系，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是否会与“本人”有某种关系，除非你确有把握断定被你询问之人不可能与“本人”有任何联系。所以在工作中，除不乱以普通话向当地人打听我们所要找的人或住处之外，也不宜以侦查机关所在地或“案发地”的方言出面。同时，尤其是在较偏远地区还要避免我们相互之间的方言对话让“外人”听见，以尽可能杜绝一切未知的、可能产生的 “不良后果”。其次，尽可能的用“当地话”去打听所要找的人或所在地，就能够避免被我们打听的人产生所有不利于我方意图实现的怀疑与猜测。最后，当确实没有能够讲“当地话”的人员时，要最大限度的利用我侦查机关中能够模仿当地或附近地方方言的人员，以便“混淆视听”给被打听之人“引起错觉”，转移其猜测方向。
总之，巧妙的运用语言工具，以“乡音”寻“乡亲”，必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死鸭子、熟鸭子”装进我们的碗里，而不是“飞了”。
在以往的办案中，我们有过几次成功的经验，现例举其二。
某年，我们对一起长期、多次举报的线索初查，经过查帐工作了解到，欲破此案，需要找到最有可能向嫌疑人行贿的“何老板”调查。但该何老板现已与案发单位无业务联系了，只知道其原先是“常州市武进县横山桥镇某化工厂”的承包人，却不知具体住处及现在状况。于是，我们到达常州市后，没有冒然到该镇上去乱打听，而是在市内查电话簿，由笔者出面，以并不十分逼真的常州方言打电话询问，二个电话后即了解到何老板已不在原化工厂承包了，现居住在该镇某街道上的情况，但该街却又因属新建成而无门牌号码。
我们到达该镇上后，又以这种“仿常州话”向人打听，找到了何老板的家。一敲开门，其妻子避开“何老板在家吗？”的问话不答，却反复盘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找他什么事？”等等，笔者就以这种“仿常州话”回答以事先编好的巧妙说词儿，使得其妻叫起了尚在其“深宅大院中”睡觉的丈夫，又以精心编排好的话语诱得何老板跟着出了家门，并到达我们事先选定的地点。我们把这称之为“钓鱼”。此后，经过一番工作，顺利的破获了一起受贿大案。
1997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一时有“案子难办了”的现象出现。我们接到一起举报线索，某公司经理张某有受贿嫌嫌疑。经过初查了解到，有向其行贿可能的包工头陈某与其下属某民工有矛盾；此时，该民工已不在队里干活，回了江都县老家；而他与包工头陈某的矛盾并非十分尖锐，只是在一次酒后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说出“我知道他们那些事”的话。
我们研究后认为，此人一定要找，但只能一次找到，一举成功。因为，该民工并非想
关键词：侦查；方言；以声寻人；以言用人
Abstract: Our country is vast in territory, the large population,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 relative seal backward circulation, the contact, caused each different region to form had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manners and customs and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The dialect, is most remarkable, a most direct symbolic characteristic.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o the dialect explanation is: In one language has the difference with the standard language, only in local use words, like Guangdong dialect, Wu dialect and so on.
key word: Detection; Dialect; Looks for missing persons by the sound; By word personnel
前言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提倡、推广使用普通话，但是由于历史延袭、文化教育、自然习惯等原因，人们在非正式场合的交谈和日常生活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大量使用着方言。而且这种使用方言的习惯仍将会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对方言的研究，本来似乎应当是语言学家的事情，但笔者认为，作为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一切行使侦查权的部门，有必要对方言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予以重视。通过对方言加以了解，充分认识到方言的独特性，才能在我们的侦查工作中加以很好的运用。把方言这一自然的、无意识的语言交流工具，变为自觉的、有意识的侦查方法，使它为“我”所用、为侦查所用，就一定能化被动为主动，就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如虎添翼”的效果。下面笔者一点粗浅的研究与运用作个阐述，算是抛砖引玉，供同仁共同探讨。
一、听声辨人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带有强烈地区性特点的方言，因为历史、文化的因素而世代相传。可以说，当一个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一定生活在当地的方言中。很多人即使因教育等原因而能够使用普通话交流，也往往因为听惯了、说惯了方言，也还会不自觉的在其所说普通话时稍带出方言的尾音，暴露出其原来所说方言的发声特点，从而让人“猜测”出他或她的“来历”。
例如，同样用普通话说“我是公司销售员”，北京人或东北人虽然其语言最接近普通话，但仍然有所区别，他们通常会将“我是”和“销售”两字念得极快，将前字的声母和后字的韵母直拼，也即“儿化音”的类似读法，前一字的发音吃掉后一字发音的一半，产生“吃字”现象，或有口音重点的会将“员”儿化，念成“员儿”；而上海、江苏和浙江部分地区吴语系说同样的话时，会因其普通话不够标准而说得听上去是“我似（si）公司销嗽员”；福建、广东等闽、粤语系人说时也会因同样原因说成“我系公稀销嗅员啦”等等。所以，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交往中往往初次见面，在相互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听了对方几句话后，就在内心推测对方是哪里人氏了。
正如人们所评价的，某人一口“港式普通话”或“上海普通话”，例如港台影视明星们的港台腔，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刘仪伟的“川味普通话”等。
二、以声寻人
基于有了对方言的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我们要求自己，决不能因为我们的语言问题而使应当“在”的人变“不在”，使应当能够找到的人成为“找不着”。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认为，首先，侦查人员无论是外出调查取证，还是追捕人犯，在未找到、接触到“本人”之前，不应以其自身的方言示人，除在北京等地外，也不宜以普通话出面。即便是被问话之人可能并不一定就会与要找的人有何联系，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是否会与“本人”有某种关系，除非你确有把握断定被你询问之人不可能与“本人”有任何联系。所以在工作中，除不乱以普通话向当地人打听我们所要找的人或住处之外，也不宜以侦查机关所在地或“案发地”的方言出面。同时，尤其是在较偏远地区还要避免我们相互之间的方言对话让“外人”听见，以尽可能杜绝一切未知的、可能产生的 “不良后果”。其次，尽可能的用“当地话”去打听所要找的人或所在地，就能够避免被我们打听的人产生所有不利于我方意图实现的怀疑与猜测。最后，当确实没有能够讲“当地话”的人员时，要最大限度的利用我侦查机关中能够模仿当地或附近地方方言的人员，以便“混淆视听”给被打听之人“引起错觉”，转移其猜测方向。
总之，巧妙的运用语言工具，以“乡音”寻“乡亲”，必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死鸭子、熟鸭子”装进我们的碗里，而不是“飞了”。
在以往的办案中，我们有过几次成功的经验，现例举其二。
某年，我们对一起长期、多次举报的线索初查，经过查帐工作了解到，欲破此案，需要找到最有可能向嫌疑人行贿的“何老板”调查。但该何老板现已与案发单位无业务联系了，只知道其原先是“常州市武进县横山桥镇某化工厂”的承包人，却不知具体住处及现在状况。于是，我们到达常州市后，没有冒然到该镇上去乱打听，而是在市内查电话簿，由笔者出面，以并不十分逼真的常州方言打电话询问，二个电话后即了解到何老板已不在原化工厂承包了，现居住在该镇某街道上的情况，但该街却又因属新建成而无门牌号码。
我们到达该镇上后，又以这种“仿常州话”向人打听，找到了何老板的家。一敲开门，其妻子避开“何老板在家吗？”的问话不答，却反复盘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找他什么事？”等等，笔者就以这种“仿常州话”回答以事先编好的巧妙说词儿，使得其妻叫起了尚在其“深宅大院中”睡觉的丈夫，又以精心编排好的话语诱得何老板跟着出了家门，并到达我们事先选定的地点。我们把这称之为“钓鱼”。此后，经过一番工作，顺利的破获了一起受贿大案。
1997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一时有“案子难办了”的现象出现。我们接到一起举报线索，某公司经理张某有受贿嫌嫌疑。经过初查了解到，有向其行贿可能的包工头陈某与其下属某民工有矛盾；此时，该民工已不在队里干活，回了江都县老家；而他与包工头陈某的矛盾并非十分尖锐，只是在一次酒后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说出“我知道他们那些事”的话。
我们研究后认为，此人一定要找，但只能一次找到，一举成功。因为，该民工并非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