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响中国政治文化

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主导政治文化所主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基本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利益群体能够从总体上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引导和约束。例如，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够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娶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于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种似乎是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民运分子制造的政治风波、机构改革、裁减军队、企业职工下岗、冒着冲击民族工业和农民利益的风险争取入世、反对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中共和政府却能够充分动员社会政治资源，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大，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共产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非主导政治文化则在各个方面离析和化解着主导政治文化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约束，使一些社会利益关系群体的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指引。这表现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层面。有的是自由化思潮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如少数民运分子、台独藏独疆独分子公然否定主导政治文化主张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有的是打着主导政治文化旗号的左倾思想观念，如指责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统统归之于改革开放政策，主张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等；有的是精英和大众政治行为中的清官意识、臣属意识残余，如个别领导干部“社会需要包公，我就是要做包公”的豪言壮语，个别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的市民对政府修街道举动的感激涕零，电视剧连篇累牍地对古典与现代版的圣主清官剧的宣传等；有的表现为赤裸裸的封建宗族意识支配；有的表现为执政群体中少部分人对主导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游移、动摇和模糊；有的表现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
    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视为超越传统民族的现代社会群体“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客观地看，目前的中国政治文化尚不完善，存在着弱化中国社会现代集体认同的不良因素，但基本上能够承担把中国社会各民族及其他利益群体“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角色。从趋势上看，中国政治文化将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行为乃至全人类的政治发展发生越来越多的积极影响。这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合理成分的弘扬。1988年，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法国巴黎，他们是这样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如果人类要在21世成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注：参见《光明日报》1999年2月5日第5版。)(这里，“孔子”只是一个特定的符号，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二是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解决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参考系，就是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正是全球化推动劳动阶级作为世界革命的主体而崛起，历史将会证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注：参见《党政干部学刊》(沈阳)，2001年第4期，第7页。)三是成功地将改革开放以来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进一步融合所形成的一些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转化为整个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这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而不同”精神的复活，“和而不同”既非对他国政治文化的简单拿来，亦非对本国政治文化的盲目自守，而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实践，以一种“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胸怀和气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指导下，对各种政治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形成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文化，为人类社会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合法性提供稳定、合理的隐性结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