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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今中国改革新政策及建议
被无形取消。
实际生活中，无论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在中央集权制度里，一般政权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所以总会存在各种腐败现象。当中央有一项政策要通过这个机构实施时，往往由于各级行政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监督，这些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变质现象，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尤其是底层官吏的腐败，会导致政权机构与公众的对立，直接威胁着整个政权的存在基础。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其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而西方政治制度，却由于任免权完全下放，根本无法形成类似东方的行政机构的强大手段，从而各种社会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对现在的中国，这种行政机构可以说是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唯一手段，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农村问题。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前的选举权是由罢免权和举任权构成，也就是说这种选举权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选举权的分割行使来给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将现存的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优点兼收并蓄，同时摒弃它们各自的缺点。
中国有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新的政治制度：“相马还须伯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这两句话来看，伯乐（上级），一般而言，识人经验更丰富，大局观更强，同时也是行政上的需要，更适宜行使举任权；而群众对上一任官员的政绩更有切身体会，更有发言权，因而更适宜行使上一届官员的罢免权。
新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一些原则：一，把人事罢免权下放，真正由群众掌握，由群众投票表决；二，上层机构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其中，人事罢免权必须得到切实行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被群众投票罢免，则下一任期内坚决不能平级或越级使用；其次，即使一个官员在群众的投票中没有被罢免，上级依然可以根据他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程度，考虑是否进行行政罢免，举任新的人选。这样就构成了一种与东西方政治体制都不同，但优点兼收并蓄的新的民主集中制度。
在这种民主集中制度下，由罢免权所致，各层腐败分子和平庸官员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保证了整个行政机构的廉洁高效，同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官员的危机感甚至比西方民主制度下更为强烈，整个中央集权行政机构与以前相比，运作起来更为自如，能够彻底贯彻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真正意图。这样民主集中制度下的廉洁高效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具有的，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强大社会手段，这种手段在贫穷和落后的国家里是解决西方政治制度下完全无力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须手段。
随着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提出，也从理论上化解了东西方政治思想冲突的一个核心矛盾，为中国的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理论界的各种思想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也为政治思想斗争阵地向西方世界转移，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条件。此外，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通过不断地换血工作，会使共和国政权完全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为共和国政权的长期稳定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制度上筑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在本文中提出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它的最迫切的任务，主要还是为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必须的政治条件。没有这种政治条件的保证，下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绝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在现行的情况下，就可能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点了。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中国现在的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农民问题解决方案，但大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早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圈地运动，利用资产阶级的力量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变成无产阶级工人。而美国在把印第安人杀得差不多以后，个体农庄实际上已经是产业化的雏型，之后向工业化国度不存在解决农业人口的问题。这两种血腥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企图直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市场条件下，资金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救苦救穷。中国现在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乏，管理不善，地方官僚十分腐败，人口素质低等等各种因素都表明，市场条件下，中国农村根本就缺乏吸引资金流入所需要的基本物质和人文条件，因此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改革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现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恢复性增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中国农村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状态。后来党中央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扶贫工作，科技下乡等等，取得了一些成果，农村贫困的状态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一下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关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既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我们会有一些新发现。无论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还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在实践上都是失败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后来对这些模式的全部抛弃。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失败的深层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些模式在当前的情况下，具有十分巨大的应用价值，其中包含的合理内容甚至可以说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唯一道路。
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是这种制度绝对不合理，主要还是在于，当时共和国拥有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这种制度所要求的高度，不具备这种制度所要求的各项条件。要使中国的农业从现在的小农经济朝社会化生产方面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人才，管理，资金，技术和市场机制。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条件都不具备，推行人民公社的唯一力量只有强大的中央行政手段。而这些条件的缺乏，使得中国的人民公社，无法与当时的实际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进行有效地分工，进行社会化生产合作。所以，即便实行了这种制度，农村劳动还只是停留在简单合作的方式上，大家一起播种，一起收割，这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即使与小农生产方式相比，效率也更为低下。
但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人才培养，技术储备，市场机制，管理经验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
实际生活中，无论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在中央集权制度里，一般政权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所以总会存在各种腐败现象。当中央有一项政策要通过这个机构实施时，往往由于各级行政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监督，这些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变质现象，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尤其是底层官吏的腐败，会导致政权机构与公众的对立，直接威胁着整个政权的存在基础。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其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而西方政治制度，却由于任免权完全下放，根本无法形成类似东方的行政机构的强大手段，从而各种社会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对现在的中国，这种行政机构可以说是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唯一手段，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农村问题。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前的选举权是由罢免权和举任权构成，也就是说这种选举权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选举权的分割行使来给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将现存的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优点兼收并蓄，同时摒弃它们各自的缺点。
中国有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新的政治制度：“相马还须伯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这两句话来看，伯乐（上级），一般而言，识人经验更丰富，大局观更强，同时也是行政上的需要，更适宜行使举任权；而群众对上一任官员的政绩更有切身体会，更有发言权，因而更适宜行使上一届官员的罢免权。
新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一些原则：一，把人事罢免权下放，真正由群众掌握，由群众投票表决；二，上层机构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其中，人事罢免权必须得到切实行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被群众投票罢免，则下一任期内坚决不能平级或越级使用；其次，即使一个官员在群众的投票中没有被罢免，上级依然可以根据他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程度，考虑是否进行行政罢免，举任新的人选。这样就构成了一种与东西方政治体制都不同，但优点兼收并蓄的新的民主集中制度。
在这种民主集中制度下，由罢免权所致，各层腐败分子和平庸官员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保证了整个行政机构的廉洁高效，同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官员的危机感甚至比西方民主制度下更为强烈，整个中央集权行政机构与以前相比，运作起来更为自如，能够彻底贯彻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真正意图。这样民主集中制度下的廉洁高效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具有的，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强大社会手段，这种手段在贫穷和落后的国家里是解决西方政治制度下完全无力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须手段。
随着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提出，也从理论上化解了东西方政治思想冲突的一个核心矛盾，为中国的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理论界的各种思想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也为政治思想斗争阵地向西方世界转移，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条件。此外，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通过不断地换血工作，会使共和国政权完全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为共和国政权的长期稳定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制度上筑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在本文中提出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它的最迫切的任务，主要还是为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必须的政治条件。没有这种政治条件的保证，下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绝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在现行的情况下，就可能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点了。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中国现在的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农民问题解决方案，但大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早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圈地运动，利用资产阶级的力量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变成无产阶级工人。而美国在把印第安人杀得差不多以后，个体农庄实际上已经是产业化的雏型，之后向工业化国度不存在解决农业人口的问题。这两种血腥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企图直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市场条件下，资金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救苦救穷。中国现在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乏，管理不善，地方官僚十分腐败，人口素质低等等各种因素都表明，市场条件下，中国农村根本就缺乏吸引资金流入所需要的基本物质和人文条件，因此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改革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现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恢复性增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中国农村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状态。后来党中央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扶贫工作，科技下乡等等，取得了一些成果，农村贫困的状态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一下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关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既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我们会有一些新发现。无论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还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在实践上都是失败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后来对这些模式的全部抛弃。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失败的深层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些模式在当前的情况下，具有十分巨大的应用价值，其中包含的合理内容甚至可以说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唯一道路。
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是这种制度绝对不合理，主要还是在于，当时共和国拥有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这种制度所要求的高度，不具备这种制度所要求的各项条件。要使中国的农业从现在的小农经济朝社会化生产方面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人才，管理，资金，技术和市场机制。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条件都不具备，推行人民公社的唯一力量只有强大的中央行政手段。而这些条件的缺乏，使得中国的人民公社，无法与当时的实际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进行有效地分工，进行社会化生产合作。所以，即便实行了这种制度，农村劳动还只是停留在简单合作的方式上，大家一起播种，一起收割，这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即使与小农生产方式相比，效率也更为低下。
但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人才培养，技术储备，市场机制，管理经验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