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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最终贷款人理论及其发展综述
时期模型下，即在银行倒闭的概率、最终贷款人救助的概率和风险概率既定的情况下，最终贷款人是否实施救助取决于银行规模的大小；在动态、跨时期模型，即各种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最终贷款人实施救助取决于对道德风险和传染性风险的权衡。如果关注道德风险，最终贷款人会慎重考虑是否实施救助；如果关注系统性风险，则最终贷款人有动力进行救助，由此产生的整个市场的均衡风险会较高。
索洛（Solow，1982）认为无论银行是否到了无法偿债的境地，当出现银行危机时，最终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他以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当美国某个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将要倒闭时，会引起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美联储既然对整个金融体系负责，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它就必须援助陷入危机中、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当然，索洛也承认，这种做法会产生某种道德风险，鼓励其他的银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而公众也失去了监督金融机构的热情。
古德哈特（1985，1987）发展了索洛的观点。他认为，银行可能会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也可能会出现丧失偿付能力的情形，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危机突发时很难区分。当某些银行出现流动资金不足时，公众会立刻怀疑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这种情况时，最终贷款人应马上以最终贷款人的形式提供资金援助，以帮助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此时，最终贷款人没有时间去评价陷入危机的银行的资产状况，也难以准确判断它们的偿付能力。因此，遇到银行危机时，最终贷款人应为所有银行（包括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提供资金救助。古德哈特进一步指出，如果最终贷款人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破产，将会失去极有价值的、难以替换的银行——客户关系，而保持这些关系的社会利益超过破产的成本。由于大的银行破产会使公众丧失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为此最终贷款人不得不向大的无偿还能力的银行援助。詹姆斯（James，1991）的研究表明，一家银行清盘价值比其市场价值低得多，银行倒闭成本通常高于重组成本，因此向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进行注资要比将其清盘要好。
考夫曼（Kaufman，1990）认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观点低估了最终贷款人过度援助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面临危机的银行增加在未来对更大援助的需要。他们也忽视了由于最终贷款人延迟让无偿付能力的机构停业，会招致额外的损失及增加最终解决问题的成本。索洛和古德哈特没有意识到最终贷款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贴现窗口贷款来完成其职能。事实上，借助公开市场的操作也可以满足最终贷款人对高能货币的紧急需求，因而不必担心如何援助个别的危机银行。由于真实经济活动和总体经济防止了恐慌引起的对货币存量的冲击，最终贷款人就不必害怕个别经营不善的银行发生倒闭。
（五）最终贷款人的资金来源。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实施救援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当中央银行向出现危机的银行提供救助时，对那些只是暂时缺乏流动性、仍有清偿力的银行给予资金支持并不会给中央银行带来风险；但无清偿能力的银行的抵押品价值可能会低于贷款的价值，使得中央银行的风险增加。因此，给一家清偿力不明的银行提供贷款，就可能会使中央银行蒙受巨大损失。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Schoenmaker，1993），斯德拉（Stella，1997）和古德哈特（1999）认为，因援助危机银行而造成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会减弱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因此，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不愿单独承担这种风险，通常会要求政府财政对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给予担保。实际上，为了维护经济稳定，财政部门通常比中央银行有更大的积极性。如果某些银行丧失清偿能力，即使在中央银行不注资的情况下，政府也会根据其它标准参与注资，尽可能避免其破产。
（六）有关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实证检验。最终贷款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避免银行恐慌的扩散，通过监督银行的支付能力和支付系统，最终贷款人能够减弱银行危机传染性的风险。有关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米伦（Miron，1986）得到关于在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的效果的证据表明，它对限制银行挤兑具有重要作用。在它建立之前，春秋两季是货币紧缩的季节，其间恐慌容易发生。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最终贷款人，改变了利率和贷款的季节性周期，银行恐慌的频率大大下降。在1915年到1928年间，银行系统未经历过恐慌。米伦用贝努里分布作了一个简单检验，结果表明，在99%的资信水平上，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给定年份发生恐慌的概率为0.316，1914～1928年间发生银行恐慌的概率仅为0.005。这说明联邦体系的建立对防止季节性的由流动性需求引发的银行恐慌起着重要作用。
欧美各国的历史实践与古典的最终贷款人理论非常吻合，最终贷款人在治理危机中的责任简单明确。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最终贷款人为其提供资金援助，条件是被援助的银行只是暂时的出现流动性问题。鲍德（1986）对欧洲国家银行危机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从1870年到1970年，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严格遵循了最终贷款人理论，几次成功的治理了银行体系危机，期间也让那些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实现破产。保度的研究也证明，进入20世纪以后，各国都开始放松紧急援助的标准。为了挽救银行体系，维护中央银行的信誉，欧美各国不惜敞开提供紧急贷款，既为出现流动性问题的资产良好的银行提供无限的贷款支持，也为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援助。保度认为，现贷最终贷款人救助银行危机的趋势是，无论危机银行是否资不抵债，最终贷款人都要提供无限的援助。因此，未来银行业的道德风险越来越大，需要的援助行动也会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其规模不断扩大化，欧美各国中央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活动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些例子也证实了保度的预言。 三、现代最终贷款人理论的重要内容——道德风险的防范
实践证明，最终贷款人在保护银行的稳定和安全，维持和恢复社会公众信心，消除金融恐慌等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最终贷款人实施救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最终贷款人是一种事后救助行为，金融机构在知道它会得到最后贷款人支持的条件下，经营行为可能会更趋于冒险，即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何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是最终贷款人理论中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道德风险问题。最终贷款人对危机银行进行
索洛（Solow，1982）认为无论银行是否到了无法偿债的境地，当出现银行危机时，最终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他以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当美国某个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将要倒闭时，会引起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美联储既然对整个金融体系负责，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它就必须援助陷入危机中、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当然，索洛也承认，这种做法会产生某种道德风险，鼓励其他的银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而公众也失去了监督金融机构的热情。
古德哈特（1985，1987）发展了索洛的观点。他认为，银行可能会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也可能会出现丧失偿付能力的情形，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危机突发时很难区分。当某些银行出现流动资金不足时，公众会立刻怀疑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这种情况时，最终贷款人应马上以最终贷款人的形式提供资金援助，以帮助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此时，最终贷款人没有时间去评价陷入危机的银行的资产状况，也难以准确判断它们的偿付能力。因此，遇到银行危机时，最终贷款人应为所有银行（包括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提供资金救助。古德哈特进一步指出，如果最终贷款人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破产，将会失去极有价值的、难以替换的银行——客户关系，而保持这些关系的社会利益超过破产的成本。由于大的银行破产会使公众丧失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为此最终贷款人不得不向大的无偿还能力的银行援助。詹姆斯（James，1991）的研究表明，一家银行清盘价值比其市场价值低得多，银行倒闭成本通常高于重组成本，因此向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进行注资要比将其清盘要好。
考夫曼（Kaufman，1990）认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观点低估了最终贷款人过度援助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面临危机的银行增加在未来对更大援助的需要。他们也忽视了由于最终贷款人延迟让无偿付能力的机构停业，会招致额外的损失及增加最终解决问题的成本。索洛和古德哈特没有意识到最终贷款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贴现窗口贷款来完成其职能。事实上，借助公开市场的操作也可以满足最终贷款人对高能货币的紧急需求，因而不必担心如何援助个别的危机银行。由于真实经济活动和总体经济防止了恐慌引起的对货币存量的冲击，最终贷款人就不必害怕个别经营不善的银行发生倒闭。
（五）最终贷款人的资金来源。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实施救援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当中央银行向出现危机的银行提供救助时，对那些只是暂时缺乏流动性、仍有清偿力的银行给予资金支持并不会给中央银行带来风险；但无清偿能力的银行的抵押品价值可能会低于贷款的价值，使得中央银行的风险增加。因此，给一家清偿力不明的银行提供贷款，就可能会使中央银行蒙受巨大损失。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Schoenmaker，1993），斯德拉（Stella，1997）和古德哈特（1999）认为，因援助危机银行而造成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会减弱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因此，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不愿单独承担这种风险，通常会要求政府财政对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给予担保。实际上，为了维护经济稳定，财政部门通常比中央银行有更大的积极性。如果某些银行丧失清偿能力，即使在中央银行不注资的情况下，政府也会根据其它标准参与注资，尽可能避免其破产。
（六）有关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实证检验。最终贷款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避免银行恐慌的扩散，通过监督银行的支付能力和支付系统，最终贷款人能够减弱银行危机传染性的风险。有关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米伦（Miron，1986）得到关于在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的效果的证据表明，它对限制银行挤兑具有重要作用。在它建立之前，春秋两季是货币紧缩的季节，其间恐慌容易发生。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最终贷款人，改变了利率和贷款的季节性周期，银行恐慌的频率大大下降。在1915年到1928年间，银行系统未经历过恐慌。米伦用贝努里分布作了一个简单检验，结果表明，在99%的资信水平上，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给定年份发生恐慌的概率为0.316，1914～1928年间发生银行恐慌的概率仅为0.005。这说明联邦体系的建立对防止季节性的由流动性需求引发的银行恐慌起着重要作用。
欧美各国的历史实践与古典的最终贷款人理论非常吻合，最终贷款人在治理危机中的责任简单明确。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最终贷款人为其提供资金援助，条件是被援助的银行只是暂时的出现流动性问题。鲍德（1986）对欧洲国家银行危机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从1870年到1970年，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严格遵循了最终贷款人理论，几次成功的治理了银行体系危机，期间也让那些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实现破产。保度的研究也证明，进入20世纪以后，各国都开始放松紧急援助的标准。为了挽救银行体系，维护中央银行的信誉，欧美各国不惜敞开提供紧急贷款，既为出现流动性问题的资产良好的银行提供无限的贷款支持，也为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援助。保度认为，现贷最终贷款人救助银行危机的趋势是，无论危机银行是否资不抵债，最终贷款人都要提供无限的援助。因此，未来银行业的道德风险越来越大，需要的援助行动也会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其规模不断扩大化，欧美各国中央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活动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些例子也证实了保度的预言。 三、现代最终贷款人理论的重要内容——道德风险的防范
实践证明，最终贷款人在保护银行的稳定和安全，维持和恢复社会公众信心，消除金融恐慌等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最终贷款人实施救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最终贷款人是一种事后救助行为，金融机构在知道它会得到最后贷款人支持的条件下，经营行为可能会更趋于冒险，即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何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是最终贷款人理论中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道德风险问题。最终贷款人对危机银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