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全球框架下的新公共金融理论

各国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目标——调和国内外需求。第二，以往更多地从政治和道德伦理层面解释国际合作动力，新公共金融将“自利本性”纳入考量，重构国际合作的动力机制。这一步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把国际合作从一个本质上政府间的过程转变成一个多元主体的过程，为全球公共政策、方法、技术及工具的创新提供
理论
支撑。第三，借鉴并融合了公共部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学、环境和卫生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组织行为学、管
理学
等多学科的知识，结合了行为经济学、激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公共选择、委托—代理理论的见解，这种多学科性反映了全球性挑战的本质，同时也为
现代
经济学提供一个研究范式。第四，研究方法上采用案例
分析
法，从案例的解剖中提纯政策、工具、方法，为以后的新公共金融实践，尤其是新公共金融技术工具的研究和开发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2.新公共金融的局限。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新公共金融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仅拓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如全球公共产品等，其理论基础仍然停留在公共部门经济学阶段，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在国际领域的新问题。第一，全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标准是什么？基于国家公共产品的“萨缪尔森条件”能否适用于全球公共产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萨缪尔森条件”假设：国家是公共产品的单一提供者，且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由本国居民纳税支付。全球公共产品因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和无权对外国居民普遍征税而难以满足假设条件；第二，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外部效应等，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这一理由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等问题上是否还成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又如何解释某些国家（政府）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搭便车”行为和非政府主体纠正政府间合作失败的行为？第三，“蒂伯特效应”显示，公共产品具有在受益范围内共同消费的特点，这意味着许多人（有时是所有人）对该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偏好相同。那么全球公共产品也应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消费的公共性，但是全球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和差别性说明，全球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很大，那么全球公共产品到底应该反映谁的偏好？与此相关的是，如何获得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真实偏好的信息？目前新公共金融却绕开这些必需回答的理论问题，将研究重心放在技术性政策工具方面。

    （二）对未来研究和
应用
的展望

    新公共金融的研究者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应该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问题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和重点。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结果会最终产生一个关于新公共金融的综合理论。

    事实上一些新公共金融方法、技术和政策工具已经在国际合作领域得到运用，这些方法、技术、政策工具正是从实践中
总结
提炼出来的，如支持农业创新的提前购买承诺、降低私人投资风险的担保工具、减少全球环境污染的“碳”基金等。这说明新公共金融理论并非空中楼阁，它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要使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好的兼顾国家内外部需求，更弹性地使用政策制定权力还有很长的路，尤其对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总之，正如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茨所言，新公共金融“是一座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开端。未来岁月里，人们将在它开拓的领地里耕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