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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球框架下的新公共金融理论
施以更大的压力，如果仅考虑政府预算的平衡，那么负跨国外部效应累积的结果会引发全球性财政危机。因此国内政策必须在政府预算和防止负跨国外部性之间进行平衡。
跨国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工具有：管制、财政激励、国家污染权交易机制及配额系统；平衡政府预算的措施有：扩展财政
会计
账目以促进预算可持续性、创造必要的财政计提空间、增加对预算程序中政治因素的考量。
第二，与全球市场合作以管理国民经济风险。经济开放带来了机遇，但同时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也在加大，它要求政府创新宏观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在这方面可借鉴20世纪金融和保险行业的经验：将风险分摊到大量的市场主体上，鼓励其在有效益的前提下承担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个主体因惧怕损失而打消从事有前途的风险事业的意愿。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国家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来跨国界地置换和分散国家特定性风险。“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化债券”就是这样一种风险管理工具：通过推动与宏观经济总值如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指数化证券的交易，即将国内生产总值与债务比率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从而使得国家主体可对重大衰退的风险进行对冲。
第三，国内政策构成应从国家层次转向国际层次。对于防范恐怖袭击、控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这类“最弱环节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来说，最好的做法不是花费更多资金用于提升本国安全系统，而是帮助贫穷的、最弱环节的国家，从而对全球安全做出贡献。
税收领域的
问题
也是如此。大多税收问题是通过双边而不是多边渠道进行解决的。如对流动性主体双重课税问题，
目前
全球已有2000多个避免双重课税的双边协定，然而还是有很多“收入流”能规避当前的协定安排，逃过国家税收部门的监管。逃税、避税、转让定价以及税收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
家的收入大量流失。出于效率和公平考虑，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多边渠道、遵循两个原则解决：即资本输出中性以及国际公正。随着
电子
商务以及其他因素不断侵蚀国家的征税能力，全球税务合作在逐渐增多，且各类税收协定都依照“经合组织”及联合国《协定范本》制定。这意味着将税收体系这一国家公共产品转变为全球公共产品。总之，将国家政策构成从国家层次推向国际层次，可以避免国家间过度竞争，改善各国的状况且不会侵蚀国家的决策主权。
2.超国界的国际合作
第一，向私人部门开放跨国界的国际合作项目。在过去几十年中，一开始人们无限信任市场的作用，但“市场失灵”使人们将这种信任转而寄托于政府身上，只是当政府也如市场那样“失灵”时，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公私伙伴关系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市场和政府相互补充的模式。
在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弥补因“政府缺位”导致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纠正跨国外部效应等问题。这是因为：其一，某些政策问题常常达到危机的程度才会被纳入国际政策议程，很多政府间机构有多重使命，使得他们难以通过以结果导向型的方式解决这些紧急问题，而公私伙伴关系和单一事件融资机制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其二，新的金融技术（包括证券化和项目融资）正随着私营主体一起进入国际合作领域，这使国际合作项目能够通过转向金融市场克服资源的约束；其三，营利和非营利机构参与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可纠正政府间合作失败——当影响到其切身利益的全球公共政策由于政府间谈判陷入政治僵局，或者因为一些国家政府搭便车而不能在国际合作项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产出不足时，他们会采取集体行动督促政府纠正政府间合作的失败。
第二，私人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结合。随着私人部门越来越多地介入全球公共产品领域，他们会更多地考虑投资回报。这就要求考察合作的经济合理性以及市场导向性。
获得净收益是“合作”的前提，这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法”对合作项目进行测算。但是即使“合作”的净收益巨大，如果分配不均合作也难以开展。因而，为了得到对集体行动的政治支持从而开发潜在的收益，就需要一些再分配措施，例如以资金转移的形式激励那些不能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得到净收益或者收益较少的国家的参与，让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具有经济合理性从而使国际合作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还应重视市场手段的运用。逐利的市场行为主体可能会设法去创造一个新市场，这时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就是与他们协作并帮助开发市场（资助创新行为或者发挥管制功能），并且促进对现存市场的使用，如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很难利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政府间组织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国内中介，并且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来帮助这些中介组织取得成功。
当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以国家层面为主，尽可能减少国际层面的干预，特别是对一国政府产生财政影响的干预。可以按照以下偏好层次进行：国家——市场——管制——激励公私合作——对外援助，只有当前一个偏好不足时，其后一个偏好才被考虑。
第三，提高对外援助的效率，促进全球公平发展。虽然公平发展取决于足量的对外援助，但更高的援助效率能够减少资源浪费，并且可能更好地说服捐助者支持对外援助。提高援助效率的方法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基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制度发展选择使用贷款和赠款。贷款和赠款一直是对外援助的主要方面，体制脆弱的最贫困国家应该只接受赠款，随着一国收入的提高和制度的健全，贷款相对于赠款的份额可以加大，直到援助全部通过贷款提供。二是提供足量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援助的有效使用以及发展的成效取决于持续、高度地重视公平和足量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潜在好处是十分巨大的。例如，多边贸易机制的改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可能近双倍于目前官方发展援助；新的特别提款权发放方法可能会极大地减少高成本地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对抗金融危机。三是促进私营主体介入发展。可通过对发展进行投资来减少私营部门的风险，如提前购买承诺，奖励成功的创新者，前提是他们开发的产品符合特定的承诺。四是加强全球公共产品和对外援助之间的一致性。
四、评价与展望
（一）对新公共金融的评价
1.新公共金融的主要贡献。第一，新公共金融拓展了
研究
视阈——将其置于全球框架下。这一拓展为新公共金融提出了任务，更重要的是为
跨国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工具有：管制、财政激励、国家污染权交易机制及配额系统；平衡政府预算的措施有：扩展财政
会计
账目以促进预算可持续性、创造必要的财政计提空间、增加对预算程序中政治因素的考量。
第二，与全球市场合作以管理国民经济风险。经济开放带来了机遇，但同时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也在加大，它要求政府创新宏观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在这方面可借鉴20世纪金融和保险行业的经验：将风险分摊到大量的市场主体上，鼓励其在有效益的前提下承担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个主体因惧怕损失而打消从事有前途的风险事业的意愿。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国家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来跨国界地置换和分散国家特定性风险。“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化债券”就是这样一种风险管理工具：通过推动与宏观经济总值如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指数化证券的交易，即将国内生产总值与债务比率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从而使得国家主体可对重大衰退的风险进行对冲。
第三，国内政策构成应从国家层次转向国际层次。对于防范恐怖袭击、控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这类“最弱环节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来说，最好的做法不是花费更多资金用于提升本国安全系统，而是帮助贫穷的、最弱环节的国家，从而对全球安全做出贡献。
税收领域的
问题
也是如此。大多税收问题是通过双边而不是多边渠道进行解决的。如对流动性主体双重课税问题，
目前
全球已有2000多个避免双重课税的双边协定，然而还是有很多“收入流”能规避当前的协定安排，逃过国家税收部门的监管。逃税、避税、转让定价以及税收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
家的收入大量流失。出于效率和公平考虑，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多边渠道、遵循两个原则解决：即资本输出中性以及国际公正。随着
电子
商务以及其他因素不断侵蚀国家的征税能力，全球税务合作在逐渐增多，且各类税收协定都依照“经合组织”及联合国《协定范本》制定。这意味着将税收体系这一国家公共产品转变为全球公共产品。总之，将国家政策构成从国家层次推向国际层次，可以避免国家间过度竞争，改善各国的状况且不会侵蚀国家的决策主权。
2.超国界的国际合作
第一，向私人部门开放跨国界的国际合作项目。在过去几十年中，一开始人们无限信任市场的作用，但“市场失灵”使人们将这种信任转而寄托于政府身上，只是当政府也如市场那样“失灵”时，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公私伙伴关系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市场和政府相互补充的模式。
在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弥补因“政府缺位”导致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纠正跨国外部效应等问题。这是因为：其一，某些政策问题常常达到危机的程度才会被纳入国际政策议程，很多政府间机构有多重使命，使得他们难以通过以结果导向型的方式解决这些紧急问题，而公私伙伴关系和单一事件融资机制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其二，新的金融技术（包括证券化和项目融资）正随着私营主体一起进入国际合作领域，这使国际合作项目能够通过转向金融市场克服资源的约束；其三，营利和非营利机构参与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可纠正政府间合作失败——当影响到其切身利益的全球公共政策由于政府间谈判陷入政治僵局，或者因为一些国家政府搭便车而不能在国际合作项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产出不足时，他们会采取集体行动督促政府纠正政府间合作的失败。
第二，私人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结合。随着私人部门越来越多地介入全球公共产品领域，他们会更多地考虑投资回报。这就要求考察合作的经济合理性以及市场导向性。
获得净收益是“合作”的前提，这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法”对合作项目进行测算。但是即使“合作”的净收益巨大，如果分配不均合作也难以开展。因而，为了得到对集体行动的政治支持从而开发潜在的收益，就需要一些再分配措施，例如以资金转移的形式激励那些不能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得到净收益或者收益较少的国家的参与，让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具有经济合理性从而使国际合作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还应重视市场手段的运用。逐利的市场行为主体可能会设法去创造一个新市场，这时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就是与他们协作并帮助开发市场（资助创新行为或者发挥管制功能），并且促进对现存市场的使用，如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很难利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政府间组织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国内中介，并且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来帮助这些中介组织取得成功。
当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以国家层面为主，尽可能减少国际层面的干预，特别是对一国政府产生财政影响的干预。可以按照以下偏好层次进行：国家——市场——管制——激励公私合作——对外援助，只有当前一个偏好不足时，其后一个偏好才被考虑。
第三，提高对外援助的效率，促进全球公平发展。虽然公平发展取决于足量的对外援助，但更高的援助效率能够减少资源浪费，并且可能更好地说服捐助者支持对外援助。提高援助效率的方法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基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制度发展选择使用贷款和赠款。贷款和赠款一直是对外援助的主要方面，体制脆弱的最贫困国家应该只接受赠款，随着一国收入的提高和制度的健全，贷款相对于赠款的份额可以加大，直到援助全部通过贷款提供。二是提供足量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援助的有效使用以及发展的成效取决于持续、高度地重视公平和足量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潜在好处是十分巨大的。例如，多边贸易机制的改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可能近双倍于目前官方发展援助；新的特别提款权发放方法可能会极大地减少高成本地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对抗金融危机。三是促进私营主体介入发展。可通过对发展进行投资来减少私营部门的风险，如提前购买承诺，奖励成功的创新者，前提是他们开发的产品符合特定的承诺。四是加强全球公共产品和对外援助之间的一致性。
四、评价与展望
（一）对新公共金融的评价
1.新公共金融的主要贡献。第一，新公共金融拓展了
研究
视阈——将其置于全球框架下。这一拓展为新公共金融提出了任务，更重要的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