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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球框架下的新公共金融理论
的内涵：从只关注政府收入本身的问题，转变到关注政府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和公共部门本身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效率。到20世纪50年代公共财政逐步演变发展成公共部门经济学。
公共部门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经济活动的后果及与社会经济目标的关系。既然“市场失效”给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有限的资源怎样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配置才有效率？萨缪尔森在1954和1955年的论著中，借助“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提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这一研究开辟了公共产品供给达到私人产品供给同样效率的分析途径。沿着这一途径，蒂伯特（1956）对社区之间竞争进行了研究，提出“以足投票”理论，后经斯蒂格利茨 （1977）扩展，形成地方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一般理论。这些研究说明：第一，非市场机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获得如市场机制提供的私人产品那样效率的必要杀件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支付（税收）总和；第二，只有在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才可进行再分配；第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责分工不同。
尽管公共财政只研究政府收入本身，而公共部门经济学赋予了支出与收入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研究都只局限于国家层面，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
自然
就落在国家权力的代表——政府头上。依此类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跨国外部效应的纠正也应该是一个全球性机构的职责。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的权力超越国家权力，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全球性政府，联合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俱乐部”式的机构，不具有超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国家层面，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征税为国家公共产品筹集资金，国际层面，在全球性政府缺位的情况下由谁通过什么途径为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其他需要全球集体行动的事情筹集资金？很显然不可能强制性征税，即使联合国可以通过“会费”筹集一些，但对于那些拒不交费的国家，唯一的强制性手段也只能是驱逐出“会”。由此看来，在全球化条件下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学应重新被定义和塑造。
三、新公共金融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新公共金融界定
1.新公共金融的含义
如果说公共财政是单主体的国家主义模型，那么公共经济就是市场和国家（政府）互动的双主体的混合经济模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新公共金融是在吸收了混合经济模型的这一“合作”模式的基础上，为全球化的各种需求融资。它拓宽了公共财政主要以单一的国家为中心的局面，涵盖了为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几乎所有方面，它把公私合作关系引向全球化公共政策领域。由于它主要是为迎接全球化挑战融资，因而称其为公共金融更合适。
2.新公共金融的目标
新公共金融是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融资，因而与以往的公共部门经济一样，新公共金融的目标仍然是效率与公平。这里的效率是指全球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关键是确定哪些是全球公共产品或区域公共产品，由谁来组织提供，成本如何分担等等；这里的公平是指发展问题的全球公平，在国家领域，收入分配的公平通常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在国际领域也能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吗？如果可以，由谁来实施？否则，如何实现全球公平？
（二）全球公共产品及公平发展的生产路径
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产生了新的跨国需求，如需要国家政策更简单透明、需要协调公共政策、纠正跨国外部效应等。这些需求可能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国内，甚至可能来自政府自身。这些需求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揭示出来，才有了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由于政府是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它可以通过多条途径促使公共产品的生产，如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私人部门生产；强制个人和
企业
改变自身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公众的愿望（这种行为改变带来的正外部效应也是公共产品）；政府主动生产和提供中间公共产品（如准则和标准）、最终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
法律
、制度）等。
在国家领域，某一公共产品总体供给水平等于各路径产出的该种公共产品的总和。推而广之，全球公共产品也应由该种国家公共产品加总产生，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总体供给水平却等于“最弱环节”该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改善公共卫生服务和航空安全措施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是典型的“漏桶效应”，因而需要通过跨国合作以提高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同时，又由于在国际层面不能如在国家层面那样强制征税，这就产生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导引经济学家们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对全球公平发展的官方援助过去更多地出于道德和伦理关怀，这导致了官方援助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给受助的发展
中国
家国内政策举措带来成本高昂的断层。当然道德和伦理关怀并非不重要，只是不能仅局限于此，如果加入国家利益的考量，效果要好得多，因为不发展所带来的疾病、暴力等会使发达国家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支持发展的路径不应仅局限于官方援助，还应该开辟其他的生产路径，如跨国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提供足量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公共产品、对欠发达国家投资、开放贸易、提供就业、进行市场整合等等。
（三）新公共
金融
的政策
方法
和工具创新
在国际领域的一切
政治
、
经济
活动只有得到主权国家的认可和配合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因而面对全球性挑战，新公共金融的政策方法和工具应同时注重两个方面，即国界之内的国际合作和跨国界的国际合作。
1.国界之内的国际合作
在开放的条件下，国家为了自身的
发展
和加强其国际地位，必须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加强国际合作，同时考虑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同样要考虑合作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权衡在国内政策中做出相应的安排。
第一，在政府预算和防止负跨国外部性之间平衡。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各国政府预算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因为一方面公共开支因人口老龄化、义务
教育
等内部需求而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强烈
影响
了政府收入——为消除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很多国家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国内税，尤其是增值税。而同时全球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等负跨国外部性对政府公共开支
公共部门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经济活动的后果及与社会经济目标的关系。既然“市场失效”给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有限的资源怎样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配置才有效率？萨缪尔森在1954和1955年的论著中，借助“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提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这一研究开辟了公共产品供给达到私人产品供给同样效率的分析途径。沿着这一途径，蒂伯特（1956）对社区之间竞争进行了研究，提出“以足投票”理论，后经斯蒂格利茨 （1977）扩展，形成地方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一般理论。这些研究说明：第一，非市场机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获得如市场机制提供的私人产品那样效率的必要杀件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支付（税收）总和；第二，只有在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才可进行再分配；第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责分工不同。
尽管公共财政只研究政府收入本身，而公共部门经济学赋予了支出与收入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研究都只局限于国家层面，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
自然
就落在国家权力的代表——政府头上。依此类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跨国外部效应的纠正也应该是一个全球性机构的职责。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的权力超越国家权力，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全球性政府，联合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俱乐部”式的机构，不具有超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国家层面，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征税为国家公共产品筹集资金，国际层面，在全球性政府缺位的情况下由谁通过什么途径为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其他需要全球集体行动的事情筹集资金？很显然不可能强制性征税，即使联合国可以通过“会费”筹集一些，但对于那些拒不交费的国家，唯一的强制性手段也只能是驱逐出“会”。由此看来，在全球化条件下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学应重新被定义和塑造。
三、新公共金融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新公共金融界定
1.新公共金融的含义
如果说公共财政是单主体的国家主义模型，那么公共经济就是市场和国家（政府）互动的双主体的混合经济模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新公共金融是在吸收了混合经济模型的这一“合作”模式的基础上，为全球化的各种需求融资。它拓宽了公共财政主要以单一的国家为中心的局面，涵盖了为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几乎所有方面，它把公私合作关系引向全球化公共政策领域。由于它主要是为迎接全球化挑战融资，因而称其为公共金融更合适。
2.新公共金融的目标
新公共金融是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融资，因而与以往的公共部门经济一样，新公共金融的目标仍然是效率与公平。这里的效率是指全球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关键是确定哪些是全球公共产品或区域公共产品，由谁来组织提供，成本如何分担等等；这里的公平是指发展问题的全球公平，在国家领域，收入分配的公平通常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在国际领域也能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吗？如果可以，由谁来实施？否则，如何实现全球公平？
（二）全球公共产品及公平发展的生产路径
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产生了新的跨国需求，如需要国家政策更简单透明、需要协调公共政策、纠正跨国外部效应等。这些需求可能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国内，甚至可能来自政府自身。这些需求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揭示出来，才有了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由于政府是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它可以通过多条途径促使公共产品的生产，如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私人部门生产；强制个人和
企业
改变自身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公众的愿望（这种行为改变带来的正外部效应也是公共产品）；政府主动生产和提供中间公共产品（如准则和标准）、最终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
法律
、制度）等。
在国家领域，某一公共产品总体供给水平等于各路径产出的该种公共产品的总和。推而广之，全球公共产品也应由该种国家公共产品加总产生，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总体供给水平却等于“最弱环节”该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改善公共卫生服务和航空安全措施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是典型的“漏桶效应”，因而需要通过跨国合作以提高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同时，又由于在国际层面不能如在国家层面那样强制征税，这就产生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导引经济学家们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对全球公平发展的官方援助过去更多地出于道德和伦理关怀，这导致了官方援助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给受助的发展
中国
家国内政策举措带来成本高昂的断层。当然道德和伦理关怀并非不重要，只是不能仅局限于此，如果加入国家利益的考量，效果要好得多，因为不发展所带来的疾病、暴力等会使发达国家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支持发展的路径不应仅局限于官方援助，还应该开辟其他的生产路径，如跨国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提供足量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公共产品、对欠发达国家投资、开放贸易、提供就业、进行市场整合等等。
（三）新公共
金融
的政策
方法
和工具创新
在国际领域的一切
政治
、
经济
活动只有得到主权国家的认可和配合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因而面对全球性挑战，新公共金融的政策方法和工具应同时注重两个方面，即国界之内的国际合作和跨国界的国际合作。
1.国界之内的国际合作
在开放的条件下，国家为了自身的
发展
和加强其国际地位，必须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加强国际合作，同时考虑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同样要考虑合作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权衡在国内政策中做出相应的安排。
第一，在政府预算和防止负跨国外部性之间平衡。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各国政府预算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因为一方面公共开支因人口老龄化、义务
教育
等内部需求而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强烈
影响
了政府收入——为消除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很多国家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国内税，尤其是增值税。而同时全球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等负跨国外部性对政府公共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