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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由和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他们必须放弃部分自由和利益。用现代观念来看，就是众多独立的个人组建一个国家，他们同意接受政府管理、遵守国家的法律、纳税等形式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力，从而得到明确而强大的保护，比如军队、警察等。另一方面，不同个体的自由也不允许互相侵犯，于是建立一个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公约势在必行。
卢梭把人民出于这种目的缔结的公约称之为“社会契约”，世界各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可以理解为卢梭说的契约，只有在宪法的基础上，才有法律体系，继而才有政府体系。
考虑到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行为的强大影响力，作为失去部分权力的人民，怎样使这个契约形成的法律和政府不侵犯自己的自由权利，个人能够继续“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法律能够体现保护人民权力和权利的精神和原则，政府不至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用人民主动献出的权力来实施暴政、剥夺人民其他的权力，卢梭说，“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成立国家，建立国家法律，组建国家政府，这本身就是营造一个权力巨大的怪物，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有腐败和专制的倾向，这种权力是人民无法抗衡的，一个人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就意味着全体都可能失去了应有的自由，既然社会契约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权利的，那么在契约中，也就是我们的宪法中，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如果人民不能够在契约中有效阻止极权和独裁，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契约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人权原则，恶之果无法开出美之花。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宪法是唯一的契约，法律和行政命令都不是契约，人民不可能同意这样的契约，即“人可以把自己给予而不必任何好处”。如果法律和行政命令要求人民放弃全部权力只接受政府的恩赐，即使人民出于畏惧暴力的心理而保持沉默，也并不等于这就是人民必须遵守的契约。
人权和主权
也许每个人对人权和主权的理解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按照卢梭的论述和定义，人权是在主权之上的，这两者并不矛盾，人权是主权的基础，主权体现的是人权。
卢梭假设有这么一个主权者和人民签订了契约，这个主权者是公正、无私、神圣的。当然，在现实中这种主权者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卢梭的主权者有些类似我们想要的圣君。
卢梭说，“在此一方式下，集体的协约包含了公私双方的相互责任，不妨说，每个人是和他自己约法三章，有着双重义务：作为主权者一员对其他个人的义务，和作为国家一员对主权者的义务。”
因为契约，我们从人民变成了公民，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权利，也要考虑自己的责任，我们不仅对自己负责，我们还要对社会负责。
主权者通过法律从两方面进行规定，一方面“为了社会公约不流于空洞的形式，它总是带有一些默契的条规来保障它的有效性，这正是每个公民奉献于国家的条件，这也保障他使他脱离个人的依赖。这一条件是政治机器得以运行的重要依据，使得公民义务成为合理。”
这是谈及公民的义务。
另一方面，“社会契约中，人失去的是他的天赋自由和对一切予取予夺的没有限制的权利，人获得的是公民的自由和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谈及公民将会拥有比以前更大的权利。
卢梭认为，关键是我们“必须区分公民的和主权者的各自权利，以及公民作为臣民的责任和他们作为人的天然权利。”
主权者的权力惊人，“通过社会协约每一个个体只是放弃了部分必需的权力财产和自由，因为由社区对之进行控制至关重要；主权者是决定此种重要性的唯一评判。” 这种理想的主权者可以规定，“只要公民力所能及，一旦主权者需要，为国出力就是他的责任。”
因此上，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主权者愿意，以他的权力，所有人民都将处于他暴政之下。
为此，卢梭对主权者给予了严格的定义，“它的合法性来自其所根据的社会契约基础，它的公平性是因为它对所有人一律平等，它的实用性是因为它除了共同利益之外不含其他对象，它的强制性是来自公众力量和最高权力的支持。”
所以，“主权权力，虽然绝对、神圣、不可违背，它不能超越一般约定的限制范畴，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
这里强调的是，所谓“一般约定的限制范畴”就是指“人权”，也就是指个体的自由，如果主权凌驾于人权之上，这个主权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一个否认人权的主权是不可想象的。
权力制衡
确定了契约的原则和精神之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对主权者代理人即政府的制约。
每个公民都具有双重的义务，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权利，还要保护社会契约给予其他人的权利，作为主权者的代理人——政府，也是由公民构成，他们构成了自己的特定阶层，形成了自己的特定利益，如果他们决定只为自己利益打算，而以主权者的身份强加给普通民众其他义务，普通民众无法反抗。
任何国家的宪法上都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世界上也没有对特一政府效忠的法律，每个国家都说自己言论自由，可是我们知道现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宪政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他上台后立刻背叛了人民，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的胜利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但斯大林实施了极权暴政，似乎最高统治者总有腐败的倾向，靠个人道德的洁身自好被证明行不通，一切证据都表明，必须控制政府、个人和执政党的堕落。
对此，卢梭开出的药方是权力制衡，后世三权分立的思想起源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看重的是立法和行政的制衡。
首先是立法，“法律总是在总体上涉及臣民，并抽象地涉及行动，它不能涉及某一个具体的人某一件具体的事。法律可以规定特权，但不能规定具体的谁才有此特权；它可以规定社会等级，甚至阐明各等级的划分标准，但它不能指定某人一定属于此一等级；它可以规定君主政府的世袭，但不能指定谁个是国王、谁家一定是皇室。总之，立法权力中不能有任何功能与具体对象发生关系。”
卢梭认为，“法律的一般性，既意志的一般性和对象的一般性的结合，使得任何个
卢梭把人民出于这种目的缔结的公约称之为“社会契约”，世界各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可以理解为卢梭说的契约，只有在宪法的基础上，才有法律体系，继而才有政府体系。
考虑到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行为的强大影响力，作为失去部分权力的人民，怎样使这个契约形成的法律和政府不侵犯自己的自由权利，个人能够继续“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法律能够体现保护人民权力和权利的精神和原则，政府不至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用人民主动献出的权力来实施暴政、剥夺人民其他的权力，卢梭说，“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成立国家，建立国家法律，组建国家政府，这本身就是营造一个权力巨大的怪物，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有腐败和专制的倾向，这种权力是人民无法抗衡的，一个人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就意味着全体都可能失去了应有的自由，既然社会契约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权利的，那么在契约中，也就是我们的宪法中，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如果人民不能够在契约中有效阻止极权和独裁，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契约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人权原则，恶之果无法开出美之花。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宪法是唯一的契约，法律和行政命令都不是契约，人民不可能同意这样的契约，即“人可以把自己给予而不必任何好处”。如果法律和行政命令要求人民放弃全部权力只接受政府的恩赐，即使人民出于畏惧暴力的心理而保持沉默，也并不等于这就是人民必须遵守的契约。
人权和主权
也许每个人对人权和主权的理解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按照卢梭的论述和定义，人权是在主权之上的，这两者并不矛盾，人权是主权的基础，主权体现的是人权。
卢梭假设有这么一个主权者和人民签订了契约，这个主权者是公正、无私、神圣的。当然，在现实中这种主权者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卢梭的主权者有些类似我们想要的圣君。
卢梭说，“在此一方式下，集体的协约包含了公私双方的相互责任，不妨说，每个人是和他自己约法三章，有着双重义务：作为主权者一员对其他个人的义务，和作为国家一员对主权者的义务。”
因为契约，我们从人民变成了公民，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权利，也要考虑自己的责任，我们不仅对自己负责，我们还要对社会负责。
主权者通过法律从两方面进行规定，一方面“为了社会公约不流于空洞的形式，它总是带有一些默契的条规来保障它的有效性，这正是每个公民奉献于国家的条件，这也保障他使他脱离个人的依赖。这一条件是政治机器得以运行的重要依据，使得公民义务成为合理。”
这是谈及公民的义务。
另一方面，“社会契约中，人失去的是他的天赋自由和对一切予取予夺的没有限制的权利，人获得的是公民的自由和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谈及公民将会拥有比以前更大的权利。
卢梭认为，关键是我们“必须区分公民的和主权者的各自权利，以及公民作为臣民的责任和他们作为人的天然权利。”
主权者的权力惊人，“通过社会协约每一个个体只是放弃了部分必需的权力财产和自由，因为由社区对之进行控制至关重要；主权者是决定此种重要性的唯一评判。” 这种理想的主权者可以规定，“只要公民力所能及，一旦主权者需要，为国出力就是他的责任。”
因此上，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主权者愿意，以他的权力，所有人民都将处于他暴政之下。
为此，卢梭对主权者给予了严格的定义，“它的合法性来自其所根据的社会契约基础，它的公平性是因为它对所有人一律平等，它的实用性是因为它除了共同利益之外不含其他对象，它的强制性是来自公众力量和最高权力的支持。”
所以，“主权权力，虽然绝对、神圣、不可违背，它不能超越一般约定的限制范畴，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
这里强调的是，所谓“一般约定的限制范畴”就是指“人权”，也就是指个体的自由，如果主权凌驾于人权之上，这个主权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一个否认人权的主权是不可想象的。
权力制衡
确定了契约的原则和精神之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对主权者代理人即政府的制约。
每个公民都具有双重的义务，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权利，还要保护社会契约给予其他人的权利，作为主权者的代理人——政府，也是由公民构成，他们构成了自己的特定阶层，形成了自己的特定利益，如果他们决定只为自己利益打算，而以主权者的身份强加给普通民众其他义务，普通民众无法反抗。
任何国家的宪法上都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世界上也没有对特一政府效忠的法律，每个国家都说自己言论自由，可是我们知道现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宪政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他上台后立刻背叛了人民，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的胜利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但斯大林实施了极权暴政，似乎最高统治者总有腐败的倾向，靠个人道德的洁身自好被证明行不通，一切证据都表明，必须控制政府、个人和执政党的堕落。
对此，卢梭开出的药方是权力制衡，后世三权分立的思想起源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看重的是立法和行政的制衡。
首先是立法，“法律总是在总体上涉及臣民，并抽象地涉及行动，它不能涉及某一个具体的人某一件具体的事。法律可以规定特权，但不能规定具体的谁才有此特权；它可以规定社会等级，甚至阐明各等级的划分标准，但它不能指定某人一定属于此一等级；它可以规定君主政府的世袭，但不能指定谁个是国王、谁家一定是皇室。总之，立法权力中不能有任何功能与具体对象发生关系。”
卢梭认为，“法律的一般性，既意志的一般性和对象的一般性的结合，使得任何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