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撰写回忆录

的活动而言，不怕众说纷纭的嘈杂，只怕“舆论一律”的孤鸣；不怕百家争鸣的质疑，就怕鸦雀无声的寂静；不怕百花齐放的繁芜，就怕一花独放的单调；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了。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是为了对自己有所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有所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对回忆录的撰写态度上，有些历史当事人并不太积极，甚至多有顾忌。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怕揭伤疤。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愿再触动，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担不了回忆过去的沉重，只想静静地安度晚年；一种是怕影响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了，再翻出“旧账”会刺激一些当事人，担心会产生不好影响，不如安于现状。 
在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的问题上，笔者非常赞赏阎长贵先生的态度。阎先生是一位曾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很有历史责任感，退休以后笔耕不辍，写了许多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文章著述。他给笔者论及当代史的存史问题，讲了一番道理，非常精辟，可谓经典。他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做到客观、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来说，非当代人、当事人或亲历者做不到。就现有的很多回忆录中的一些事实，其正确，其错误，或不足，非当事者、亲历者谁能甄别、分辨？也正因为这样，应该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当事人、亲历者写回忆录。当然，就当事人、亲历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觉悟。” 
阎先生的话是觉者之言，揭示了当代史研究的一个学术规律。我们看国外史学领域的发展，凡是当代史研究开展得比较好的，有学术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情况比较开展，回忆录出版比较多的地方。在历史的见证人都还健在之时，历史的当事人、亲历者就能坦率地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接受公众的审视批评，这是很难挟加曲笔的。这才是常态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不会再让历史背负本不属于它的政治包袱，不会附加上其他别的其他符号，能够保持本来面目的客观和公正。所以，莫道存史的过程只是回忆过去，回忆过去也是在开拓明天。